加急见刊

对上古人口土地情况的估计

佚名  2006-01-15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口的准确数字见于〈汉书*地理志〉,据班固统计,在西汉孝平帝时期,全国的户口数为:“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这确实是第一个可信的数字。

而此前的户口数字是多少呢?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大禹治水时,“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成王时,“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庄王十三年,“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战国时,“戍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帝王世纪〉所记的数字,不知何出,无法令人相信。

据范文澜先生统计,战国后期及秦统一时,人口数字当为两千万。(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这是根据苏秦张仪分析各国军队数字(共五百多万),再按四人出一兵的比例,得出来的。

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关于战国时期的人口数字(千余万),范老的数字(二千万)虽然相差很大,但是,却提供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根据军队的兵力,推断出全体居民的数字。

我们首先推断武王伐纣时周人的兵力。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然而,太史公关于周武王军队的数字,历来有人怀疑。我们来看看战国时人们的记载。

据〈尚书*牧誓〉载:“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

〈孟子*尽心下〉载:“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賁三千人。”

〈战国策*魏策〉载:“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斩纣于牧。”

〈战国策*赵策〉载:“汤武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两,立为天子。”

《韩非子*初见秦》载:“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

〈吕氏春秋*卷八*简选〉载:“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

〈吕氏春秋*卷十五*贵因〉载:“故选车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

以上各说,包括〈史记*周本纪〉在内,都认为是战车三百辆。如果按古兵法一车七十二人计算,武王伐纣时的兵力应该是两万人左右。

太史公所说的四万五千人,不知何本,很可能夸大了。

张守节《史记正义》曰:“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张守节也认为周军数字为二万多人。

武王克商,是周族历史上的大事,具体的年分已不可考,有公元前1026年之说,有公元前1066年之说,近年又有公元前1040年之说。年代虽然久远,但,一些细节,却是可信的。如甲子日灭商,决战于牧野,革车三百乘等等。例如,关于甲子日灭商,这一具体的时间经常见于史籍。古人迷信,由于商人以甲子日灭亡,甲子日便被视为不吉祥的日子,行兵作战,皆要避开此日。这一日期,已经得到了考古的证明。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了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簋”,何簋共有三十二字的铭文,开头即有“武征商,唯甲子朝”的字样。证明了史书上关于“甲子日灭商”的记载。

“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也是这样,由于武王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以灭商,“三百乘”同“三千甲士”也成了吉祥数字。《左传》中有大量关于“三百乘”与“三千甲士”的记载:

闵公二年载,卫国遭受狄人的打击后,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僖公二十四年,“晋侯(文公)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穆公)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

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之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成公十八年,楚郑联军取彭城,也是“以三百乘戍之而还”。

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盟书中规定:“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

春秋初年,卫国被狄人所灭。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国复国。《左传》中也以“三百乘兵车”做为一个标志:“卫文公大布之衣……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可见,“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已经成为周人的传统用兵数字。

既然我们明确了武王伐纣时的兵车是三百乘,以每车七十二人计算,周人当时的军队数字,就应该是两万人左右。

上古的军事行动是一种阖族行动,全体男子都要参加。因此,若按四人出一卒计算的话,周阖族人口不足十万。若按三人出一卒计算的话,周族的人口应该在六七万之间。由此向前推算,百年前古公亶父时期,周族的人口数字,很可能不过数千而已。

这种小国寡民的情况,我们可以参照春秋初年的卫国的情况来了解。

据《左传*闵公二年》载:前660年,“狄人伐卫”,卫国上下离心,抵抗不力,卫遂为狄人所灭。“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齐桓公)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卫国的武装力量仅存“革车三十乘”。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兵车的数量增加了十倍,达到了三百乘,卫国的人口数字也应该增加十倍,达到五六万人。当然,卫国的五六万人口,不可能全是自然繁殖的,狄人进攻时,会有大量的人口逃亡,以后又逐渐返回祖国。如果说,卫国能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使人口数字增加十倍的话,那么,以武王灭商时的十万人口,推断百年前太王时期周族的人口数字为数千人,则应该是合理的。

春秋后期的吴越之战时的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哀公元年,越王勾贱被吴战败,“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仅剩下壮丁五千人。屈膝求和后,“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努力恢复人口。终于,到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越国灭吴时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除收集散失人口外,这其间大繁殖的人口是肯定的。

同理,如果说越国的人口能够在二十二年的时间内增长十倍的话,那么也可以反证,根据武王伐纣时的六七万人口而推断百年前周族人口不过数千,也应该是合理的。

与人口稀少相对应的,就是当时存在着大量的可恳荒地。

《诗经*大雅*绵》描写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来到了岐下,情况是:

“周原瞴膴,堇荼如诒,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乃宣乃亩,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周原土地肥美,野草丛生,乃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这种无人居住的大面积荒地,

决非仅此一处。夏商周三代的阖族大迁徙,正是由于有广阔的空间可供人们选择居住,有足够的荒地供人们开垦耕种才能行得通。据〈国语*郑语〉,〈史记*郑世家〉记载,直到西周后期,宣王,幽王时,“雒之东土,河济之南”,还有可供郑国迁徙居住的大片荒地,于是,郑国就从关中地区迁到了中原地区来。

在古史传说中,常有圣王“让畔”的口碑,最有名的当属大舜和周文王。

〈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侵畔,舜往耕焉,期年而亩汌(左田旁)皆正。”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上,历山之人皆让畔。”

〈诗经*大雅*绵〉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汉毛萇注曰:“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

韩非,司马迁,毛萇都把耕者让畔归于圣贤的教化,其实,这正是当时人口稀少,土地充足的物质基础,才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相谦相让的“让畔”意识。到春秋以后,由于长期的定居生活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土地由相对不足而进而发展到绝对的不足,各阶级之间,各阶层之间,才开始了对土地的残酷争夺。也进而产生了“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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