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的有关问题

[摘要]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个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应如维持“自动平衡”的鹰与鸡。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主义和发展压力，发展的第一性是自然资源而非人力资本。污染转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人与自然在物质上的“零和”，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环境与经济倒“U”型关系的存在；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追求“人口红利”所需的人口不减或增长将使中国在人口数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是统计相关对人口与经济、环境因果关系荫蔽而造成的一种幻觉。“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庞大规模的人口成为中国大国道路上的绊脚石，并使“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人少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谷物供应国和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前提。“数量与结构并举”意味着16亿或更多人口灾难性的长期维持；减少人口数量是层级／尺度理论关于解决高层级／大尺度系统问题优先性的规定。

[关键词]数量与结构；“资源经济”；“人口红利”；环境倒“U”型曲线；“常量人口”；“零和游戏”；层 级和尺度；优先性 一、人口与经济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共识”。这一“共识”内涵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人口问题多源于发展不足——经典的说法是，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标志；二是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人口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与发展／经济有关，也与社会／制度、资源／环境和人口自身(数量、结构、质量)及其运动状况(年轻化、老化)有关。人口问题既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生产性贫困、需求不足型失业、老年赡养等；但又不完全是发展／经济问题，如社会性贫困、资源性贫困、人口性贫困，供给过剩型失业、适应一摩擦型失业，老龄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发展／经济无关的问题，如性别比、人口一资源比、吸毒等。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对发展来说，财富、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的多少则规定着这个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资料)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如果人少的话)，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多可导致富饶的贫困)。由是，人口数量便像“魔术师”那样左右着发展(以经济密度，即单位国土面积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与环境、资源、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贫瘠变为富饶，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 20 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则会使富饶变为贫瘠，如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km2(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为澳大利亚的392倍，庶矣!)，人均GDP 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二)人口与经济 视人口增长为一个积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古老(“大人口”)而又为近代经济适度人口论者推崇的思想。至今仍有人认为，“人手论”未必不正确，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便是人口众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优势；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的最大挑战不是控制和缩减数量，而是如何把其潜在的数量优势发挥出来；那些被“津津乐道”少生的人口，恰恰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 为了证明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提高“人多生产多”的可信度，有学者还引述了如下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这一比喻出自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乔治·亨利(1839－1897)。他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中写道：“动物和人之间有一种区别。鹞鹰和人都吃鸡，但鹞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越多。海豹和人都吃鲑鱼，但一只海豹吃一条鲑鱼就少一条鲑鱼，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鲑鱼就会绝迹；而人将鲑鱼卵放在良好的环境中，鲑鱼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比补足他所吃掉的数量还多。因而不管人增加怎样多，增加的需求决不会超过鲑鱼的供应。” 新版本的“鹰越多鸡越少”所要表达的是，鹰只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鹰越多鸡便越少，鹰的增加最终会导致鸡的灭绝。这一结论是与生态学常识相违背的：同生物界一切捕食者一样，鹰绝不会像人那样捕杀超过其基本需要的鸡(自然的鸡A，下同)，而是控制自己的捕食，调节自己的数量以维持与鸡(A)的动态平衡。亨利虽然提出“鹰越多鸡越少”的观点，但还是注意到了为营养关系——食与被食、捕食与被捕食所规定的“自动平衡”这一“自然秩序”。“如果海豹的增加量超过某一点，蛙鱼就会绝迹”，换言之，如果海豹的增加量不超过“某一点”，鲑鱼便不会绝迹。智慧——“生存智慧”便在于使生物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数量、取食维持在“某一点”而与食物(环境)保持平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如鹰与鸡(A)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有持续性。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存在表明，文化(知识)替代已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生存智慧”而忘却了这种关系。 “人越多则鸡越多”所要表达的是，人有着巨大的生产力，物质、能量的供应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看是不受限制的，自然则有着超乎想象的供养能力。正如亨利所认为的：“地球供养1万亿人和供养10亿人一样容易。”。然而，这是一种局限而有害的观点。首先，人与自然是一种物质进而“零和”的关系，人和鸡(驯化了的鸡B，下同)——人工系统——的增加，必然导致鹰和鸡(A)——自然生态系统——的缩减，进而导致稳定性的下降。其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并不意味着物质、能量的无限和供给的不受限制。根据熵增加定律，物质总是自发地从集聚、有用态转变为耗散、无用态，能量总是自发地从自由能转变为废热，在资源、环境有限的背景下，不存在人与鸡(B)没有限制的正反馈循环，进而越来越多的鸡(B)和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最后，人与鸡(B)的正反馈循环——不断扩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对人类和自然都是致命的：在把社会推向随时可能崩溃的高位均衡态的同时，毁灭着地球上的复杂生命，特别是生物金字塔“智慧的顶端”。不是鹰吃光鸡(A)带来自己(自然)的毁灭，而是人毁灭了自然——通过鸡(B)的增加把自然界越来越多的生物量占为己有，断绝了鹰的食物来源(鸡A)，并毁灭了其栖息地。 (三)“资源经济”与“资本经济” 对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基础性、根本性是自然资源还是人造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资本经济”观过分相信科学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作用，以为人力资本是比自然资源和 所有资本之和都重要的财富。在他们看来，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财富是从头脑中流出来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后的资本——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源，但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 这里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一，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其二，最根本的发展条件是什么。事实上，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主义和与之紧密关联的发展压力(竞争压力和人口压力)。里亚·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表明，对共同利益、尊严的关注，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国际竞争条件下成为一种义务和承诺；民族主义通过一套新的伦理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和方向性，并将自然、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集体的目标上——经济增长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并非是自我维持的，民族主义对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提供了决定因素、不断的激励和支撑。集体精神的缺乏使荷兰在17世纪后半叶由黄金时期转向衰退；而民族主义的“魔杖”，既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同时还赋予德国向英国挑战的勇气和能力；在当代，民族主义又使美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发展压力，则进一步强化着民族主义，并使之成为现代化目标的“人质”。 “资源经济”观则认为，对发展来说，知识、技术、信息、资本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更具根本性的是自然资源。“土地是财富之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和经济的物质性告诉我们，对发展来说，自然资源是土地和“米”，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是“巧妇”。没有土地和“米”，“智者”的头脑里绝不会流出财富来，“巧妇”也只能望厨兴叹；有了土地和“米”，“愚者”也能耕耘，“笨妇”亦可为炊。不论是“巧妇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还是“笨妇经济”(技术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以土地、“米”为基础和第一性的物质经济。使天平向自然资源倾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在人类利用过程中由丰裕向稀缺(不可更新资源趋于枯竭)的转变，社会资本的扩张性和随发展由稀缺向丰裕的转变，由此而来的(从对发展的第一性看)是“资本经济”(资本稀缺)向“资源经济”(资源稀缺)的转变。正如戴利所指出的，随着世界由“空”向“满”的转变，剩余自然资本已取代人造资本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自然资源对发展根本性最明显的展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资源消费的巨大差异，即富裕、贫穷分别与高物耗和低物耗的对应：从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1997年，下同)来看，高收入国(人均GNP 25 730美元，1999年，下同)为5 369，中等收入国(2 000美元)、低收入国(410美元)只有1 368和563；富裕的美国(30 600美元)、加拿大(19 320美元)、芬兰(23 780美元)高达8 076、7 930和6 435，贫穷的孟加拉国(370美元)、尼泊尔(220美元)、埃塞俄比亚(100美元)仅有197、321和287。对“资源经济”第一性的支持还包括为石油、水等进行的无休止的“资源战争”，以及人们在发生全球性灾难情况下也不会停止的对资源的觊觎和攫取——北极冰帽融化本是一场生态灾难，但却引发了周边国家对北极领土主权的诉求。 对“资源经济”的挑战来自“资本经济”的成功，如日本等资源贫乏，“从摇篮到墓碑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的存在。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其一，“资本经济”的成功并未改变资源对发展的第一性，不论是利用本国还是进口资源，任何发展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其二，资源基础提供着发展的机会，失去资源即失去发展；其三，从世界范围看，地球资源对发展的制约是终极的；其四，利用别人资源的发展是不道德的，特别是污染产业转移(空间利用)、砍别人的树护自己的林、让别人养活自己的国民(通过进口保障粮食安全)等。 二、人口与环境 (一)环境倒“U”型曲线 环境倒“U”型曲线系对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变化趋势假设的借用，亦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格鲁斯曼在1990年前后提出。环境倒“U”型曲线表示的是如下现象：在转折点前，环境随经济增长而退化；通过转折点后，环境质量则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得到改善。这一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GDP达5 000美元或8 000－10 000美元时。一些环境转变论则进一步认为，只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努力把企业污染“内部化”，便不仅可实现环境转变，还能把传统“突兀”的倒“U”型曲线改变为“平扁”的倒“U”型曲线，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基于以下理由，环境与经济的这种倒“U”型关系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经济过程是一个物质、能量耗散而与环境退化反向变化的“熵过程”；单位商品能耗、物耗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能耗、物耗和污染量的减少。其一，经济过程是一个“废物的总量增加，环境质量降低”的“熵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资源被转化为商品和废物，能源被转化为废热；在消费过程中，商品转化为自由能和废物，自由能又进一步转化为废热。其二，环境退化源于人类活动对生态因子数量、构成的改变，人类规模愈大、活动强度愈高，环境退化便愈烈。其三，技术进步引起的单位商品能耗、物耗，进而污染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污染量的减少，因为总污染量一单位商品污染×人均商品×人口总数。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大量单个资本、个人无法内部化的环境代价和无法或难以解决的“公地悲剧”。无法内部化的大量环境代价包括森林减少、土壤流失、土地荒漠化、气候异常、物种灭绝等；被破坏而又无法私有化(假定私有化利于环保)的“公共资源”包括大气、河流、海洋、生物(尤其是大型动物)栖息地等；而资本(资本青睐在别人院子吃草、撒尿，在自家院子产奶的“长颈奶牛”)则对环境保护采取漠视态度，如发达国家的污染通过产业直接或间接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第三，转折点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这说明倒“U”型关系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的现象。削弱但并未改变产值与污染正相关的技术进步虽然可带来单位产值物耗、能耗，进而污染的减少，但并不能改变总污染随总产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对环境转变论来说，总产值的增加，也恰恰肩负着人均GDP向“拐点”挺进以验证环境倒“U”型曲线存在的使命。而人均收入增长向“拐点”挺进的过程，也正是物质、能量耗散大量增加，进而环境退化加剧的过程，远在人均收入达到转折点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便会由于环境不可逆转的退化而被窒息。事实上，有限的地球资源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只允许少数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所谓的“转折点”，而且还是有条件的“假象”。 第四，统计相关、指标的局限性、差的数据质量和小的时空尺度使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和普适性。其一，倒“U”型曲线研究所展现的，基本上是一种统计相关而非因果相关。当研究者给出存在的关系时，统计相关是因果的；当研究者给出不存在的关系式时，统计相关的结果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即是这样的结果之一。其二，指标的局限性。环境 退化范围甚广而需有一个内容丰富的指标群——污染、植被覆盖度下降、土壤流失、荒漠化、物种灭绝、全球变化等，而迄今的验证只涉及相对小的指标集，且多以污染为对象而使结果缺乏代表性。其三，差的数据质量使结果只具有低的可信度。其四，小的时空尺度进一步降低了结果的可信度，并使之与普适性无缘。层级／尺度理论表明，小尺度的格局在大尺度上不一定存在，小尺度的主导过程也不一定是大尺度的主导过程。 除荒漠化、生物灭绝等之外，对倒“U”型曲线验证现有最大的挑战也许是人均收入超过转折点的国家C02排放量的加速增长：1987年，美、法、加、意、日、荷兰、挪威、瑞典、新加坡等24个国家的人均GNP超过8 000或10 000美元；除俄罗斯、捷克收入减少，阿联酋、科威特增幅较低外，1996年其余20个国家增幅皆超过50％，其中10个国家达1倍以上，而人均CO2排放量则全部猛增，为1987年的3.77倍到6.50倍。可见，转折点只是环境转变论的“臆想”。 (二)物质关系与“零和游戏”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物质而非资本关系。而物质既不能被创造和增值，也不能被消灭——1公斤黄金放到世界末日还是1公斤黄金，有的只是转移——如物质在上游的流失与在下游的堆积。故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零和”，而不存在“双赢”——经济发展是把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人类(富人、穷人)所得(如越来越多的鸡B)必为自然所失(如越来越少的鹰和鸡A)，富人所得必为穷人所失。自然玩的是“零和游戏”，资本的增值、盈利只是人类自己玩的把戏——“双赢”只是一种自欺，经济增长并非对环境有益，进而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物质、“零和”而非“双赢”的关系，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环境与经济倒“U”型关系的成立。 污染转移，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城市向乡村、上游向下游、陆地向海洋，乃至随大气环流的全球性转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环境与经济倒“U”型曲线形成和只在少数国家、相对小的指标集下出现的原因。局部地区、一些小国可以不需要钢铁、水泥、热电、石油化工、印染、采矿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但对总体、对大国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可以通过进口替代高风险、加剧水土流失的农业和保护自己的森林，但总是要有生产粮食、出口木材的国家，“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局部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好的并存，是以广大地区、其他国家的污染加重为背景的。对那些有确凿证据且你已亲眼看到的“双赢”结果，也不要相信，因为那必然是一种把废物和污染留给别人的结果，如服装业为主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环境良性循环，即是通过进口布料而把高污染的印染业排除在区域外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