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社会经济效应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了我国农村剩余人口转移产生积极效应的前提条件，认为其核心问题在于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是否造成农业部门的衰败从而产生一系列成本。由此分析我国农村人口转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和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经济发展 效应

农村人口转移产生积极效应的前提条件

(一)相关理论研究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传统农业部门土地是非再生性的，耕地面积的扩展极为有限，生产技术简单而变化缓慢，而人口却持续增加，结果会使经济收益呈递减的趋势。相对于土地等资源的过剩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蔽性失业状态。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增加的条件下，他们并不增加产值，在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他们的产值和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增长。大量“零值劳动力人口”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于低水平漩涡的根本原因。而现代工业经济部门使用的是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和生产速度的扩大和提高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加之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部门中的应用，更使其就业人口的边际效益递增及人均收入增加。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现代大工业吸净农村过剩劳动力，才使收益递减转变为收益递增，国民经济发展才由停滞转变为稳定增长，从而摆脱贫困走富裕道路。刘易斯模型假定，在存在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的条件下，政府可以忽视农业发展的状况，一心一意地发展现代工业部门;市场的交易费用为零，尤其是城乡劳动力流动没有体制和制度障碍，农村劳动力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信息是完全的，消费者、厂商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是知道经济运行过程中哪里价高利大。而除了要考虑转移的效益外，还要考虑成本。包括放弃农产品产出的成本，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造成的城市病社会资本等。如果收益大于成本，那么通过重新配置的低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来谋求发展是一件值得考虑的发展方法。

(二)需要考察的问题

1.转移的农村剩余人口的类型是什么?从农村剩余人口对农业总产量产生影响大小来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不带走农产品剩余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刘易斯所说的“零值劳动力人口”，他们对农业总产量没有产生影响。另一种是带走农产品剩余的剩余劳动力，这是指对农业总产量产生影响的劳动力，他们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表现为剩余劳动力，具体来说，一是技术变革(如农业机械化)替换出来的劳动力，二是由工作时间延长替换出来的劳动力，姑且称之为“正值劳动力人口”。如果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是“正值劳动力人口”，那么他们放弃农产品产出的成本就值得考虑。从农村剩余人口的素质高低来看，可以分为高素质(或熟练)和低素质(或不熟练)两种类型。区分这两种类型也是非常必要，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机会成本。

2.考察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效益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运用总量标准还是结构标准?毋庸置疑，当每个劳动力在他的收入最高，以及因此假定他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最高的地方工作时，整个社会生产总值达到最大值。但是如果从产业关系的考察，农村剩余人口转移造成农业衰败，从而拖住了其他行业发展的后退，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可能得不偿失。

其次是运用宏观标准还是微观标准?从微观角度考虑，可以假定，人口自愿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对个人总是有利的。因为人们是为了自己和家庭获得好处才迁移的。即使是在圣保罗、雅加达的拥挤不堪的城市贫民窟的移民也认为他们比在农村生活好，一般不想返回农村。但是如果从产业发展失衡和由此造成的额外社会成本角度的考察，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效应就值得重新考察。

3.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市场交易费用是否为零?信息是否对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都不完善，企业、劳动者进入和退出某一市场、行业和地域的成本高昂;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严重，市场交易费用高。而且信息是非对称的、不完全的，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综上所述，考察农村人口转移积极效应的前提条件其核心问题在于农村剩余人口转移是否造成农业部门的衰败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因为刘易斯模型隐含的社会经济增长机制不停止的前提是现代部门扩张的同时，农业产出也应该增加。如果假定现代部门不生产食物，那么必须假定农业部门增加其产出，否则结论将是现代部门的扩张将因不利的贸易条件而耗竭其利润并最终结束。

对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积极效应产生前提条件的考察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否对农业剩余产生影响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存在着1.5亿至2亿剩余劳动力。笔者认为，测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讨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类型及其他们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据有关研究，农村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国务院农普办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资料佐证了这一研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类型的判断。公报显示，至2006年末，我国农村外出从业中，男劳动力，占64%;女劳动力占36%;40岁以下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逾八成。根据国家统计局江西省调查总队调查，2006年，江西省外出农民工中男性所占比重为60.2%，30岁以下的占76%;初中文化程度的所占比重为69%，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6.5%。2007年，江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72%，其中50岁以上的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0%，在16至25岁的农村劳动力中，82%左右外出务工。

因此，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中，绝大多数并不是刘易斯所说的“边际产量为零”的剩余劳动力，而恰恰是现阶段农村和农业最为急需的精壮劳动力;目前农业中大多数是年龄大，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在城乡分治制度没有根本上变革的前提下，将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格局(如图1)所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的是年龄小，文化水平较高的，留在农业领域大抵有三种农民:年龄大，文化水平较低的无法外出打工的农民;被非农产业淘汰回来的年龄大的农民;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会产生不利于农业的影响。

1.主体生产要素流出导致农业的萎缩。农民外出虽然有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农民自身文化素质等正面影响，但是也存在负面影响。由于外出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在农村的从业人员形成了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人口结构，导致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匮乏。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外出还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随着农业土地和资金的流出，要求在农业生产中用更多的劳动来替代资本，而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又是递减的，因此，农业土地和资金的流出，使得劳动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低，农业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小，农村人口的外流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不断增加的农村外流人口使得农业萎缩的速度将越来越快，又导致农业土地和资金的流出。 2.主体生产要素资金流出影响国家的宏观政策效力。首先，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受到影响(如表1所示)。其次，导致农业竞争力的下降。目前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的新要素投入，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就难以进行，这就使得我国农业的成本始终偏高，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再次，延缓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技术推广、土地整治、农民自己的组织或者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农村权力结构等等所有农民、农业、农村问题，都和谁在务农有关。现实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农村的青壮年骨干，恰恰是新农村建设和发展急需的中坚力量。大量中坚力量劳动力外流，不仅导致农业效益下降和农业生产后劲削弱，而且使得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否引起粮价和工资上涨而对非农业产生不利

我国农业对工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包括粮食)。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作为百价之基，直接影响国内价格总水平，关系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大局。食品价格上涨有许多因素，但归根到底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与当前国内粮食需求总量仍存在缺口有关，从表1也可以看出，在没有人外出的家庭中粮食产量最高，销售的粮食也最多，随外出人的增加，这两项指标逐渐下降。

粮食供不应求意味我国经济发展到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所说的“粮食短缺点”。按照费景汉、拉尼斯的观点，经济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与刘易斯模型没有区别。在第一阶段，当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时，农业的总产量不受影响，出现农业剩余，它可以满足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对粮食的需求。因此，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以及工业部门的工资保持不变。第二阶段，工业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是那些边际生产力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这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当他们转移出去以后，农业总产量就会下降，而剩下的农业劳动力仍按以前水平消费，所以，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产品就不足以按平均消费水平来供应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经济中开始出现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短缺，工农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变得有利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我国经济目前处于“费景汉-拉尼斯拐点”，说明如果不重视农业生产，不断向工业转移农业资源，就会出现全社会资源都趋向于赢利高的行业，社会资源开始撤离农业，造成农产品总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扬，粮食问题将不可避免，非农产业必将付出代价。

至于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变化出现了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不同的特点:与农产品长期短缺或者仅平衡应该导致工资长期上升不同，自1984年以来，我国普通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曲线并不是水平线，而是一条略带负斜率的曲线。并且前几年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普通劳工工资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不仅与农产品短缺有关，而且与国家政策、工会压力等等因素有关。但无论如何，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地给以低成本为特征的“中国制造”制造“麻烦”。

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积极效应产生前提条件的创建思路

(一)以工农协调发展思路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业政策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史经验表明，要使得工业顺利发展，农业必须同时确保一定速度的发展，才能够满足某种工农业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才能防止工农产品贸易条件向不利于工业化的方向转变。因为一个发展不足的农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工业化成本高涨，工业不仅要付出食品和原材料高涨的代价，而且还因为农产品价格高涨导致农业部门人员收入提高，要付出更高的工资代价吸引农村劳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运用计划经济手段制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延缓了这个问题的出现。但是市场化改革以后，如果继续忽视农业发展，这个问题早晚会出现。然而，目前政府和部门对待粮食的态度是“多了砍、少了喊、不多不少没人管”，在20世纪末粮食略有剩余时，急于实行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业发展为核心的“粮食转化”政策、以鼓励少种粮多种经济作物为内容的“种植业结构调整”政策、还鼓励大量耕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导致了粮食产量减产。这时，有关部门又采取紧急补救措施。因此，要求政府必须坚持工农协调发展思路，构建稳定的支农惠农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教育和生产投入，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促进工农业双赢发展，同时弥补农业劳动力要素流出的宏观损失。

(二)以可持续发展思路化解工农矛盾

在刘易斯模型中，工资与利润是相互对立矛盾的因素，同样在我国某些经济学家眼里，低工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优势”，一旦提高劳动力要素价格，就会把外资吓跑，还有可能使其他国家得到大量外资，在经济上超过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担心提高劳动力要素价格把资本吓跑，影响当地经济增长的政绩。依照这种观点，似乎农业生产要素越廉价，就越利于改革开放，越利于经济发展。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这些“成本优势”最终会转化为“成本劣势”。因为人为压低占大多数劳动力比例的农民和农民工收入水平，必然会造成我国经济内需不振、严重依赖出口的内外困局，使国家的收入分配濒临两极分化的危险状态，最终一定会反过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变成沉重的社会成本。同时造成经济主体对廉价资源长期的依赖性，放弃搞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一旦出现民工荒或者“费景汉和拉尼斯拐点”，必然会措手不及。因此非农部门一方面要合理提高农民工工资和福利水平，激发他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化解成本，促进劳资双赢。

1.纳克斯.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M].牛津: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53

2.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J].曼彻斯特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学报，1954(2)

3.张培钢.新发展经济学[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