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见刊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

王广慧 张世伟  2008-07-22

【摘要】依据吉林省的微观数据,本文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显著的、积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另一方面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也有积极作用,但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教育收益并不相同,前者高于后者。

【关键词】教育;农村劳动力;流动;收入

Abstract: Based on micro data from Jilin in 2005, we build micro econometrical models to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and earnings by comparing their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is remarkable and positive. The higher inpidual’s education level i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his migration is on condition that others are same; moreover,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earnings is positive, but the schooling returns of migration and rural resident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Key words: education; rural labor; earnings; mobility 一、引 言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工作是劳动者所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三种类型。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实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而且通常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平均收入。而迁移行为和寻找新的工作则是通过提高既定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是从教育和培训中获得的)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够获得的价格来增加某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活动。但迁移是具有选择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从事的活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高一些。国外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给出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例如L. Long [1]曾指出在美国的同一年龄群体中,一个人是否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测迁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2]对印度尼西亚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学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较高的流动倾向;L. Lanzona[3]对菲律宾的数据分析表明,个体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动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不仅仅是影响个体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迁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 [4]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大量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开始向城市转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行为确实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李实[5]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确实提高了外出打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胡士华[6]利用2000-2002年数据检验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但并没有指明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另外虽然侯风云[7]和赵力涛[8]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却没有分析其流动的成因。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分析了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各教育-年龄组劳动力流动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前后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效果。另外,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本模型时,特别地将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因素也考虑进来,以尽量减少教育收益的估计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及其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实证依据。 二、农村劳动力统计特征描述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集来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调查对象覆盖了吉林省各个城市和农村的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该数据集提供了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员人口和经济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等。在选择样本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 ,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将农村15岁以上的男性作为基本样本集。由于农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获得,因此我们将其年收入换算为月收入。最终样本总量为15305,进城务工样本数为1118,占总样本的7.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可见我们研究的是农村中年轻一代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教育收益。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两类流动人口:一类是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村劳动力,另一类是暂时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通常称后者为“候鸟式”流动,当他们赚到一些钱或者家里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会返回农村。 由表1可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6年,而农村务农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59年,即具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在流动过程中似乎占有优势。这与少数发达国家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9]。 表1 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除了预期的收入差异外,个人的教育、年龄、婚姻状况也是决定流动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对流动者预期收益的影响尤为显著。已有的国外相关文献也表明年轻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更高一些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我国,本文运用二元逻辑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 由于我们不能观察到预期的收入差距,而只能观察到某个人是否外出务工,因此观察到外出务工行为时,定义Mobility=1,表示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差距大于零。逻辑模型的一般形式如(1)式所示: (1) 其中X表示劳动力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父母的收入情况和父母的教育程度。 由表4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差异较大,并且这种差异具有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其中高等教育对外出影响最大,而小学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Spence[11]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即教育程度为雇主提供了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因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者更容易被雇佣;另外教育提高了劳动者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具有较高教育的流动者相应地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而且如果个体的教育水平太低,则其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并没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献资料指出在我国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有着较高的流动倾向 。 表4 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工作单位类型不同,个体收入也有显著的差别。对于农村务农人员来说,由于大部分个体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样本的92.4%),所以只有这个因素对个体收入有影响,而其他工作单位类型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集体企业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数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表明正规部门的收入会较高,正规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规模企业[11]。可是本文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估计结果,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个体,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体力劳动,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业,20%的人在建筑业,31.2%的人在运输业)。 回归中使用6个因素解释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变化的39.8%。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收入中教育、经验、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门等因素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收入的变化。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稍微弱一些,收入变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归系数解释。 五、结论 本文运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观数据,针对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以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一)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相比,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我们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时,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均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与各个教育——年龄组之间的流动倾向存在着正的、弱相关关系。因此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而且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此外,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对吉林省而言,“阈值”是初中教育。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不仅是影响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现状既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农村劳动力专业层次的提高[14]。因此,若要持续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首先应该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我国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对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增加农村收入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由于样本数据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只分析了学校教育的作用,而没有考虑职业培训的影响。现有的文献资料已经证实了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如何,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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