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雏形

袁同礼(1895—1965) 的《中国音乐书举要》，《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第1卷第1、2号，1928年。该刊同期还辟“新书介绍”专栏，介绍《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等音乐图书；袁同礼的《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音乐杂志》（国乐改进社）第1卷第3号，1928年（同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3卷4期，1928年）； 杜璄 《知见音乐书草目 》，《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1932年； 化（李树化）的《几种关于中国音乐的外人译著 》，《音乐教育》（江西）第2卷第8期，1934 年； 穆 华（吕骥）的《中国音乐文献书目稿 》，第 4卷第1期，1936年； 杨鸿烈（1903-1977）的《中国音乐戏剧在文化上的值》，《中日文化》第1卷第3期，1941年。 现对其中之代表性音乐专科目录略作介绍。 杨昭恕《音乐与图书》一文，是近代较早从学科角度探讨音乐书目文献的论文，文章分7个部分：（1）图书在音乐上之价值，（2）中国音乐图书缺乏现象及其原因，（3）中国大图书馆宜另辟音乐图书馆，（4）关于中文音乐书籍之介绍，（5）关于英文音乐书籍之介绍，（6）关于东文音乐书籍之介绍，（7）扩充音乐图书之方法。 其中列举了中国古代音乐书籍23种，英文音乐书籍22种，日文音乐书籍15种。 袁同礼(1895—1965)先生是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后世尊他为“传统目录学的现代化领导者”。B12他的3种中国音乐书目，是当时较为完备的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目录中收录现存历代论乐专书，分（1）乐书、（2）琴书、（3）其他乐器、（4）杂书等4卷编次。对稀见者注明藏所，收入丛书者注明丛书名，以方便查检。其后列有附录：《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收录英文类37种、法文类9种、德文类7种。美中不足的是，作为较全面的中国音乐专科目录，此目录却未收录其它古籍中散见的重要音乐文献。 化（李树化）提供的《几种关于中国音乐的外人译著》，是继袁同礼的《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之后，又一篇重要的西文版中国音乐书目。该书目中收录了近代以来出现的西文版中国音乐著述20余种，其中如阿米奥（LeP.Amiot）的《中国古今乐记》（De la musique deschin ois tant anciens jue modernes，1776），阿理嗣（Van Aalst，J.A）的《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 1884），以及库朗（Maurice Courant）的《中国音乐史》（Essai historiques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 ，1912）等，为当今研究中外音乐交流史的重要文献。还值得称道的是，该目录采用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著录形式，对其中较重要的书籍之内容、作者、版本、藏所等进行了附注说明。 穆华（吕骥）的《中国音乐文献书目稿》，是作者关于中国音乐文献目录的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据作者自述，该书目的上编为“中国音乐论著总目”，下编为“乐谱总目”。此书目稿上编“中国音乐论著”中，共举178部著述。包括近人著作22部，其中音乐类10部，剧曲类12部；古代著作156部，其中明清129部，唐宋元26部，日人著1部。这是今见近代音乐专科目录中，所收中国音乐书目最为全面的一种，尤其是作者关注到了同时代其他音乐目录中所忽略了的近人著作。它显示了吕骥先生较早对于中国音乐理论所倾注的学术眼光和研究精神。 杨鸿烈（1903-1977）是一位史学家、法学家，他在《中国音乐戏剧在文化上的值》一文中，列举了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著述10余种，包括英、法、德等文字。作者对法国的汉学家古兰特（MauriceCourant，即上文提到的“库朗”）所著《中国雅乐的历史》（Essai historiques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一书尤为赞赏，称其“最为精博，我国近年最能以科学方法来弘扬旧乐的精神的王光祈即深受他的影响”。 上述诸位学者的音乐专科书目及其相关论著，只是当时有关该学科领域的一个侧面，从中我们足以窥见当时音乐学学科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学术史印迹。 三、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学术意义 音乐专科目录的形成，显示了西学冲击下的中国音乐学学科，逐步由“会通”之学向“专门”之学的转变之势。这种专门之学的变迁和定型，一方面承接了中国古代各种“乐书”、“乐志”和“律志”的传统音乐史学资源，在“通人之学”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传统音乐史学的文献分类方法，对其整理、分类、注释和题解。在此方面，当以袁同礼、吕骥等人的做法为代表。另一方面，上述学者的音乐专科目录，又广泛吸纳西方近代学科学理及其治学方法，学者们有意识地围绕“音乐”一科，摄取、整理和推介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使其逐步向西方现代的音乐学学科靠拢。所以，从晚清的“音乐”专科目录学一科的研究开始，发展到到民国时期多种《中国音乐史》专著的问世，逐步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的“音乐学”学科。 这种“通”中之“变”的近代音乐学术转型态势，在当代音乐学者们的一些论著中已有深刻的认识和讨论。如冯文慈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B13一文，虽然是讨论中国音乐史教学问题的，但文中所关注到的中国近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密切关系问题，却有着深刻的学术洞见。冯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所以，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必须贯通古今，同时还应该通西学。我们既要看到当时近代中国音乐的“变”，又要看到贯穿其中的“通”。 音乐专科目录，在当代中国音乐学界仍广泛运用，它是广大音乐学者治学的基本功之一。目前已有稳定的音乐文献学方向的学术研究队伍，他们成果累累，业已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但是，“‘新’并未割断其与‘旧’的多层次联系，‘新’的战胜‘旧’，竟然靠的是‘旧’的功用，这中间的诡论意味极为深长。”B14饮水思源，厘清近代学者们在此学科领域的基本成果，彰显他们对本学科发展的开山贡献，其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注释： ①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83页。 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页。 ③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5页。 ④方宝璋、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⑤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3——114页。 ⑥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⑦孙继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⑧章咸、张援《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⑨《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⑩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序”，王桧林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B1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之“前言”，严佐之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7页。 B1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台北），2010年版，第289页。 B13冯文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B14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