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析孙中山与列宁的革命精神

〔论文摘要〕 19世纪后期，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俄、中两个封建专制大国，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地，都处于革命前夜。列宁和孙中山，虽然经历不同，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本国革命事业杰出的领导人。在革命过程中，他们相互影响，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辛亥革命鼓舞了俄国革命，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孙中山实现了革命思想的转变，形成了新三民主义。可以说，列宁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是相通的。他们都为革命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思想、品德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论文关键词〕 孙中山；列宁；革命精神；三民主义；十月革命

19世纪后期，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俄、中两个封建专制大国，虽然国情不同，但都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地，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处在不同国度的列宁和孙中山，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却几乎同时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本国革命事业杰出的领导人。

一、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了列宁

孙中山于1893年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在行医期间，目睹了国民贫穷的现实，认识到“医国”比“医人”更重要，开始探索救国道路。1894年孙中山上书清朝权臣李鸿章，提出向西方学习，实现富民强国的改革主张，但未被理睬。同年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翌年孙中山策划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又转赴欧美，苦心钻研西方政治理论，探索救国真理。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失败后逃亡国外。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革命纲领，随后在《民报》发刊词把它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组织发动了饶平、钦州、镇南关、黄花岗等7次起义，这些起义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取得胜利。

辛亥革命震动了世界。革命爆发不久，列宁就发表了《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了中国革命。1912年列宁看到孙中山的《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后，为之撰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于7月15日发表在《涅瓦明星报》上。列宁称赞“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列宁把孙中山与欧美各国的总统作了比较，认为欧美各国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列宁还预言到，“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可以说，中国现代历史基本上是按照列宁所预见的趋势发展的。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没有被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所深深感染，没有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注，在1912年孙中山刚刚辞去总统之时，列宁不可能对中国革命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更不可能预见到中国无产阶级会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

二、孙中山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皖系、直系和奉系三大派别，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1917年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闹剧，孙中山发表了《讨逆宣言》，皖系军阀段祺瑞借“讨逆”之名率军进入北京。7月，孙中山发出了维护临时约法的号召，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依靠的滇、桂军阀为了保存实力，与北洋军妥协，护法斗争被迫中断。

在护法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之际，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孙中山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从此，孙中山更加密切地关注俄国的情况。与此同时，列宁也在关注着中国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派了一位海军中将到上海拜见了孙中山，表达了苏俄愿意帮助中国革命的意向。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孙中山决心重新开始革命事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求实现“改造中华民国”的愿望。1920年孙中山返回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再次举起护法大旗。然而，由于陈炯明叛变，致使这次护法战争又归于失败。在孙中山因护法斗争再次失败而陷于绝望之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等人多次与孙中山主动接触，帮助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教训，使他逐步认识到依靠军阀是不可能完成革命重任的，只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走国共合作的道路，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正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完成了人生中一次最大的转变，即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

那么，孙中山的思想到底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呢？笔者认为孙先生的思想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俄国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革命党因为集合许多党员的力量，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所以发生的效力便极大，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俄国的这种革命方法，就是我们的好模范。”正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定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第一次公开具体地阐明了党的奋斗目标，主动改组了国民党。 接受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在孙中山看来，列宁之所以遭到世界列强的诋毁，关键在于列宁说出了真话，列宁将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要求十二亿五千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二亿五千万压迫民族。孙中山认为，列宁不仅区分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而“那些压迫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顺天行道。”因此，“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得和十二亿五千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可见，从孙中山的论述中，他已接受了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并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统一起来，把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连接起来，要求共同打破国际帝国主义的强权。要求解决好民权和治权的关系。孙中山认为，世界历史潮流是朝着“由神权流到君权，再由君权流到人权”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孙中山主张通过革命使中国人获得民权。要实现人民有权和国家机器有能，使人民和政府的力量彼此达到平衡，就应解决好民权和治权的关系问题。孙中山提出，“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检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要求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孙中山认为“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我现在就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实行的民生主义，其发展趋势是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在孙中山看来，“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从孙中山关于为什么要改组国民党、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论述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将列宁的革命理论及其精神溶入到自己的革命之中，形成了新的革命思想。在孙中山思想开始转变之时，列宁和共产国际就在积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事宜。1922年１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共产党代表张国焘，直接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并明确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合作的愿望。在列宁的督促下，国共两党经过多次会谈，1923年1月孙中山与列宁和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列宁所倡导的国共合作的构想已经变为现实，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孙中山与列宁的革命精神是相通的

孙中山与列宁虽未谋面，但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鼓励，可以说他们的心是相通的。1921年契切林给列宁的信谈到，孙中山称列宁“是他的朋友”。1923年秋，在孙中山忙于改组国民党之际，列宁的病情愈来愈重，孙中山曾向鲍罗庭询问列宁的病情，“称列宁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他“不仅以一个革命者，而且以一个医生身份，关心着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希望列宁病情好转。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孙中山从苏俄代表处惊闻１月21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万分悲痛，立即向大会建议致电莫斯科，对列宁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学习列宁的革命精神。孙中山认为列宁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列宁留给我们“最大之教训”是他的革命党建设思想，“因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功夫全结晶在党中。”因此，我们必须向列宁学习，“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孙中山把列宁赞誉为“为人民造福的杰出领袖”、“革命中最好的模范”，认为列宁“给我们指出了共同的道路”、 “ 他的著作也将永存”。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对列宁非常敬佩。他认为俄国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自己的三民主义与列宁的社会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因此，他期望通过联俄、联共进一步促进革命，使中国革命早日获得成功。

1924年11月7日，孙中山发表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演说，他认为：“俄国革命成功可为中国革命之模范。所以，我们今日来庆祝俄国革命成功实在有两意义：第一，庆祝俄国革命成功可以救中国革命之危亡；第二，庆祝俄国革命成功可以为将来中国革命之模范。有此两意义，所以，我们今日要代表中国国民用极诚恳意思来纪念俄国革命成功。”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生命垂危之际，签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在《致苏俄遗书》中写到：“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从孙先生的遗嘱中，他对中国的未来和中苏之间的友谊是充满信心的，认为列宁与自己留下的两党两国会沿着他们所开创的道路携手并进，共同促进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

列宁与孙中山，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活动家，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真正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李大钊先生于1926年１月21日的演讲中对他们的革命精神作了评介，“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们可以比较地看他们。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列宁的人格伟大，也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他们的革命精神，两人也有相同之点，列宁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亲自说过二次革命失败亡命东京的时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为革命党人并没有损失，不必灰心，再干好了！这样，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连贯一致的。所以，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列宁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战士”，孙中山则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进攻加紧一步，他的革命的奋斗猛进一步”的战士，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是相同的，人品是高尚的。正因如此，李大钊才谆谆告诫国共两党同志应以孙中山和列宁为榜样，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完成他们未尽的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