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

八世紀中葉開始興起的唐代古文運動，在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都佔有重要的轉折地位。就文學史而言，這個風潮掀動了散體文的復甦與創新，最終導致駢儷文在北宋的衰落；在創作思想上，古文家力倡文章當為政教服務的儒家功利主義，強烈打擊了流行於魏晉以下的藝術本位心態。就思想史而言，古文運動是中唐儒家復興的中堅力量，對於中古思想局面的結束、宋學的形成，起了開端的推動作用。由於古文運動在多方面的重要性，學者的可以說是成篇累牘，難計其數。不過，這些研究大多是處理文學與思想的內部問題，關於此潮流之可能社會背景，則罕見探討。本文的目的，是在就古文運動崛起的環境條件，提出一個看法，希望能對中唐思想與文學變遷的問題，增添新的理解。 在進入主題之前，想對「古文運動」的概念稍作檢討。本文所說的中唐古文運動，是指從安史之亂前後到九世紀初憲宗朝，一個持續性的批判近代華麗文風、主張文章復古的潮流。古文運動最早的倡導者有蕭穎士、李華、賈至等，九世紀初的領袖則以韓愈、柳宗元為最著名。這和一般通論性文史書籍的用法是一致的，但因本文考察的範圍止於韓、柳的世代，不及晚唐，題目特別在「古文運動」前加上「中唐」，以明時限。 宋古文是傳統文學批評關心的一個重點，有關的討論極多，但「唐代古文運動」一詞，則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出現，一直沿用至今。這個概念的適當性，最近十幾年受到了挑戰，由於本文使用這個詞語，似應對新近的挑戰有所反應。學者對「唐代古文運動」概念的批評，大約包含了兩個要點。首先，所謂古文運動的參與者，在觀念上有很多歧異，並不能構成一個運動整體，把韓愈以前──甚至初唐──的某些文士視為古文家，可能不妥當。有人認為，韓愈關於「古文」觀念的考慮，具有重大廣泛的道德意義，在性質上迥異於李華諸人的文學思想。[1]還有學者指出，具有文體意涵的「古文」一詞是韓愈提出的，以前並無人使用。[2]其次，在唐代，古文只是個人提倡，少數人附和，不足以當「運動」之名。[3]日本學者小野四平特別強調，「古文」文體的確在韓愈、柳宗元等人手中完成，但在他們之前的先驅，並沒有一致而明確的文學理念，只能算是零星的源頭。何況唐代古文在韓柳之後很快就衰落了，若論「古文運動」之名，恐怕只有歐陽修以後的北宋古文運動足以當之。[4] 以上引述的對「唐代古文運動」一詞的質疑，有助於學界更深入考慮中唐思想與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但依個人之見，似乎還不足以動搖這個概念的存在基礎。這個概念還是有使用價值的。對於「古文運動」之說最根本的質疑似乎是，明確的古文思想──特別是有關文、「道」關係的看法，以及成熟的古文文體，都是韓愈、柳宗元這一輩人建立的。把韓愈以前主張文章復古的文士當作古文家，是一種時代倒錯的說法，這種觀點忽略了韓愈的世代與先前文士之間的斷裂性。因此，在「唐代古文運動」概念的課題上，關鍵點是，韓柳等人的主張和寫作與前幾十年的某些文人有沒有緊密的歷史關聯？如果有，這些關聯是否能說構成了某種潮流？這兩個重大的問題，當然不是此處簡短的導言所能充分討論，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個人只是想提出一個看法：如果我們對古文思想的內涵採取比較寬鬆的認定，以上問題的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從玄宗天寶末年到憲宗朝的七十年左右期間，所謂古文家的思想的確有不小的變化，即使同時代的古文倡導者，也常有觀念和關懷重點上的差異。不過，這些人之間也有明顯的相似之處。譬如：他們大都是重要的作家，在文章寫作上成就尤高，並多少對文體的創新有所嘗試；他們對六朝以下講究駢儷聲律的文風都很不滿；他們大都主張在創作意旨和文字風格上，文學應該以六經為歸依。這些相似性應該能顯示，學者一般所說的古文運動，是一個有整體性的思潮，在觀念紛歧的底層，有一些根本的、持續的特性。此外，中唐古文運動的參與者之間也常有親密的關係，例如，蕭穎士和李華是密友，蕭穎士、蕭存為父子，獨孤及和梁肅是師生，韓會與韓愈為兄弟。這也可視為古文潮流具有延續性的一個徵候。[5]相對而言，在初期古文家如蕭穎士、李華崛起之前，文章（詩歌除外）復古的思想與創作實踐，就顯得遠為零散。 至於「運動」一詞是不是古文潮流的恰當指稱，的確值得考慮，但這個名稱也許也不能說一定是錯的。古文思潮出現於菁人的社群，不可能像宗教運動或近代運動般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但我們也不能太低估這個潮流的衝擊。早期古文家多是文壇的重要領袖，他們的思想可能有相當程度的傳布，只是沒有在現存文獻得到充分的反映。至於九世紀初的韓愈和柳宗元，他們受到青年士子廣泛的崇敬與追隨，則是很明顯的。 以上簡略的討論是在主張，「唐代古文運動」涵蓋的是一個有連續性、整體性的歷史現象。「古文運動」作為這個現象的標誌，似乎有缺陷，但也有其正當性。在學者沒有找到更適切的稱號之前，這個詞語還是具有讓人快速指認特定歷史現象的功用。本文的主旨在探討中唐古文潮流的一個形成基礎，特為「古文運動」之名稍作辯護如上。

一、古文運動領導者的家族背景

唐代古文運動的特性，主要存在於參與者的文學主張、寫作風格與思想取向。不過，古文家的出身背景也有相近之處，這一點或許和這個運動的起因有關，值得注意。以下先整理中唐古文運動主要領導者與支持者的家族背景，以為討論的基礎。

一、蕭穎士（717-760）。郡望蘭陵，為南朝梁宗室之後，梁武帝之弟鄱陽王蕭恢的裔孫，家族在公元五五四年西魏陷江陵前後入關中，成為關隴集團的成員。五世祖蕭造隋時曾任馮翊太守，入唐後官至刑部尚書。蕭穎士自己家在今河南許昌一帶（隋時為穎川郡，唐時為許州）。很明顯地，穎士家為北遷的南方士族。[6] 二、李華（715-774？）。系出趙郡李氏東祖房，屬山東高門。[7] 三、賈至（718-772）。河南洛陽人，郡望長樂。今本《元和姓纂》卷七有賈至家族的資料，知道他們的遠祖有賈龔和賈詡，從賈詡到賈至的祖父之間，記錄相當簡略。根據《三國志》、《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可知賈龔家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其子賈詡是董卓的部將，隨涼州軍入洛陽，後來投效曹操，獲得重用。北朝史上，頗有原籍武威的賈姓山東士人，祖先大概都是隨賈詡移入中原的。賈詡有一子賈璣遷居長樂，這就是賈至郡望的來源。在中古時代，名叫長樂的地方有好幾處，從賈至曾受封信都縣伯一事看來，[8]賈璣遷往的長樂應在今河北冀縣。此地十六國時期以後為長樂郡，隋代為信都郡長樂縣，唐代則改稱信都縣（屬冀州）。〈宰相世系表〉所載的長樂賈氏一支，東晉時遷往南方，但依《元和姓纂》，此支與賈至家別為一族。《元和姓纂》記載，賈至的六代祖賈琚在北魏任穎川太守，看來賈家是山東士族的可能性很大。[9] 四、獨孤及（725-777）。源出匈奴屠各種，代北虜姓，此族劉姓者亦多。中古姓氏諸書與獨孤及家譜牒都說，獨孤氏先祖係後漢宗室，攻擊匈奴遭俘，因入匈奴。此說不可信，學者考辨已詳。[10]案，胡人入華，聲稱上代原為漢人者，為數不少。茲舉一例。中唐名相房琯（697-763）所屬的河南房氏原出高車屋引氏，自稱先祖房乾本貫清河（今河北清河），晉初出使北虜，被拘未返。[11]據獨孤及家史，他的十世祖羅辰從魏孝文帝遷洛陽，子孫任官於北魏、北齊、隋、唐，可見其家久居華北，於中土士人文化浸潤應極深。[12] 五、元結（719-772）。鮮卑拓跋氏後裔，代北虜姓。[13] 六、李翰（約去世於770年代）。趙郡李氏，李華族人，山東士族。[14] 七、崔祐甫（721-780）。出身博陵崔氏第二房，山東高門。[15] 八、梁肅（753-793）。關中舊族，先祖為關隴集團成員。[16] 九、蕭存（739-800）。蘭陵蕭氏，蕭穎士子，北遷的南方士族。 十、李舟（740？-787？）。出身隴西李氏姑臧大房，山東士族。隴西李氏的始祖是西涼建國者李暠，北魏控制涼州地區後，李暠的孫子李寶於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入朝赴京（平城，今山西大同），子孫後隨孝文帝遷都洛陽，轉居華北平原。姑臧大房為李寶長子李承的後裔。[17] 十一、崔元翰（729-795）。系出博陵崔氏第三房，山東高門。[18] 十二、李觀（766-794）。隴西李氏，山東士族。[19] 十三、韓愈（768-824）。韓愈同時人或稱韓家郡望為昌黎，或稱南陽。查核傳世的中古韓姓系譜，兩說均非。依《元和姓纂》，韓家的地望則為陳留。案，韓愈的七世祖韓耆是安定安武（今寧夏鎮原）人，北魏明元帝永興年間（409-413），從赫連勃勃的陣營投效北魏。韓耆與子、孫三代都是武將。韓耆據說徙居常山郡（今河北正定），但至韓愈之時，其家已世居河陽（今河南孟縣）。韓愈先祖雖然起於軍旅，至中唐時，應已久受文教之薰習，或可算是較低層之北方（山東？）士族。[20] 十四、李翱（774？-836）。出身隴西李氏姑臧房李沖支，山東士族。[21] 十五、皇甫湜（777？-835？）。南方人。原籍睦州新安（唐稱遂安，今浙江淳化），寄家揚州，以安定為郡望。家族歷史不詳。皇甫湜是著名文士、憲宗文宗兩朝宰相王涯（763？-835）的外甥，彼此關係密切。王涯屬於太原王氏之烏丸王氏房，顯然是山東士族，父親王晃曾任溫州刺史，皇甫家能與王家聯姻，大約也不是貧寒之家。[22] 十六、呂溫（772-811）。出身河東（今山西永濟）呂氏，亦以東平為郡望，家居洛陽，但族人仍有祖塋在河東。柳宗元〈呂侍御恭墓誌〉曰：「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呂恭是呂溫的弟弟，延之為其祖父，曾任越州刺史、浙東節度使。依此，呂家雖為北方土著，政治社會地位是新近才上升的，可算是新興家族。[23] 十七、柳宗元（773-819）。出身河東柳氏西眷房，河東郡姓，西魏至唐初在政治上屬於關隴集團。先祖曾於十六國後秦時（396年）南遷，留居淮河流域，南齊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