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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一)

胡小伟  2006-04-20

“澶渊之盟”是北宋武力收复五代以来北方失地的最後一次认真努力。这次战役虽然以小胜结束,但最终订立的盟约,却是宋廷每年向辽输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副其实地“化干戈为玉帛”。[i]古云:“天子之事,唯祀与戎。”既然戎事不行,精力自然转向“祀”来。据说和议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ii]也是“偃武修文”的意思。这种反复倒也和太祖太宗的政策相距不远。但对于宋真宗赵恒而言,“澶渊之盟”的输款结好,无论如何唤不起踵武汉唐的感觉来。既欲彰显盛世,则无论远述秦皇汉武,近譬唐代玄宗,致力祀事都是标明盛世,点缀太平之一大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平等结盟的先例可循,宋与契丹的澶渊之约是用赌咒发誓的方式订盟的。据载宋人的盟书写明:

“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共当殛之!”

契丹文书亦有“孤虽不才,敢尊誓约。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等语。[iii]可知盟誓双方都具有共同的,至少是相当的天地神祗信仰系统。后来宋徽宗约金灭辽,违背了这个誓言,不久金兵入汴,徽钦二宗“北狩”,“斧声烛影”以后当政的赵光义一系宗室亲贵,几乎都被掳往漠北,受尽凌辱,异乡为鬼。赵构只身南渡,却终因无後,传位给赵匡胤之後裔。南宋与金亦曾有类似的诅神盟誓,只是辈份矮了一节,屈身为“侄”,但後来约蒙伐金,如出一辙,结局也差似。故宋遗民曾感慨系之,曰:

“国家与辽结欢。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宣和伐燕之谋,用其降人马植之言,由登、莱航海,以使于女真,约尽取辽地而分之。子女玉帛归女真,土地归本朝。时主其事者王黼也。时论多以为不可。宇文虚中在西掖,昌言开边之非策,论事亶亶数千言。设喻以为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肆吞并以广其居,乃引暴客而与谋曰:“彼之所处,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得其全。”暴客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暴所窥。欲一日高枕安卧,其可得乎?种师道亦言今日之举,如寇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两喻最为切当。当事者既失之于女真,复用之于蒙古,而社稷随之矣。”[iv]

这种“渎神背盟,该遭报应”的宿命,就像一个压在中华民族心底的梦魇,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脱某种荒诞的巫术味道。如果我们明白“恢复情结”和“神道设教”这两个主题词,实际上与有宋一代,特别是崇道的真宗、徽宗两帝共相始终的话,那么会更容易理解这节文字论述的重心所在。

有关宋代国君崇道传统,以及“天书封禅”、“蚩尤作乱”与关羽崇拜的关系,笔者已有论述。[v]此节所论,是“天书降神”究竟只是一场短暂的闹剧,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文化设计之开始。这对于我们理解关公崇拜所以大兴于元、明、清三代,是很有必要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条记载说,殿中侍御史赵湘曾上言请封禅,真宗不答。王旦等奏:“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真宗也表示“朕之不德,安敢轻议?”[vi]但他的内心里,恐怕总是有一点不甘。既不能收复燕云失地,建立祖宗梦寐以求的功业,又想当盛世的明君圣主,赵恒的这种两难情意结,被聪明透顶的王钦若敏锐地捕捉到了: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後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黾勉而从。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vii]

这是一般引述的看法。但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述王钦若的回答,侧重却略有不同:

“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敬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viii]

无论成书年代还是史官地位,司马光的这条记载都更应该成为本文论述的基础。下文再谈。

“以神道设教尔!”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紧接着宋真宗期待的奇迹就相继出现了,而降神、天书、封禅、祥瑞等事也次第展开。关于“天书降神”的整个过程,《宋史·礼七(吉礼七)》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可以参看。大致而言,这一次精心设计,而且持续了十数年之久的“国家造神活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谓之“造势”。赵恒说“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ix],告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接着就是连降“天书”,总计三次,第一次是“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道,封处有字隐隐,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内容则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x]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书黄字三幅,词类《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然後“天书”又不厌其烦,在四月、六月分别再降于宫禁及皇帝即将“封禅”的泰山。其间自然伴随着异香纷呈,祥云缭绕,先把道具的功夫做足了。

第二阶段则是“发挥”。这就是以“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和“朝谒老子”为主要标志的大规模全国性“巡游表演”,以及朝野上下经久不息的朝奉祭拜的“广场表演”。此外的典礼仪制诸如上尊号,修仪注,建宫观,祀岳渎,也都不惜花费,务求崇大。各地官员亦不惮劳烦,争相报符瑞,呈禨祥。赵恒也典从理顺,亦步亦趋,不惜以皇帝之至尊,敬祷备至。可以说主要演职员和参与的群众,都把自己的戏份演到了十足十。

第三阶段照例是“曲终人散”。随着赵恒驾崩,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为尊者讳,“一抔黄土掩风流”,将“天书”随葬永定陵。这出戏的其它主要演职人员,也相继以不太光彩的方式谢了幕。曾任会灵观使、景灵宫使的王钦若虽经道士谯文易案牵连,但都得到优容,黜而复相,只是史家定评,可谓“诛心”之论。玉清昭应副使的丁谓最终被贬崖州。景灵宫副使林特落职知许州。亳州太清宫经度制置副使、天书同刻玉副使陈彭年早逝。他们和真宗权阉刘承珪一起,荣幸地入选“五鬼”之列。而赵恒本人晚年也频频发作“心疾”之症,形同疯癫。不提。[xi]

这桩“天书降神”的奇事,其实在北宋就颇有诟病争议,主要理由是“侈靡费财”,其次是“危乱之迹”。更深层的原因还有儒家的理性反抗,这就是孙奭著名的驳论“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明史·海瑞传》称为“两语括尽欺诈”。批判诸贤已经列举了足够理由,故不赘。

但是从道教立场又生发出另一层意思。他们设问,如果是仅仅为了雪澶渊纳币之耻而降神、封禅,为什么会相隔三年之久?他们以为,宋真宗需要提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借以镇慑契丹贵族,崇奉道教乃是其中关链的一环。据宋僧志磬的《佛祖统纪》一书所载,景德四年(1007年)臣僚言:“愚民无知,佞佛过度,谓舍财可以邀福,修供可以灭罪,蠹害国政,宜加禁止。”真宗对宰臣说:“佛教使人迁善,诚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广,虽荒服诸国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旦答对说:“顷岁虏使登开宝塔,瞻礼甚虔,当戒杀,及至上清宫,不复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xii]这是发生在与“降神”同年的对话。同年三月,真宗游幸龙门,睹岩崖石佛甚多,经会昌法难毁废,皆已摧坏。左右进言:“非官为葺治,不能成此胜迹。”真宗答道:“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xiii]十一月,真宗又对王钦若说:“君臣事迹,崇释教门,有布发于地令僧践之,及自剃头以徼福门。此乃失道惑溺之甚,可并刊之。”[xiv]关键在视佛教为“外教”,足见真宗崇道,乃是被宋辽和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表现。[xv]问题涉及到了宗教,寓有“文化抗衡”的意味,或者更接近事实。但是否真宗只是单纯以“崇道”对抗辽主“佞佛”,似仍不足以服人。

倒是元朝修撰《宋史》时,理学编撰者对赵恒表示了相当的理解,并在《真宗本纪》後附评赞曰:

“赞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屡言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杂,天书屡降,导引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後称地,应岁祭天,不知凡几。猎而手接飞鴈,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按元丞相脱脱当初率人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因而後人未能在《辽史》中见到相关或相应的记述,赵翼《廿二史札记》反而批评元修《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太少。”且辽国历代修史早有旧稿。[xvi]亦可推断上述议论也是有据而发的。这道出元儒这样一个认识:宋辽之对抗,除了战场中的武力争胜之外,尚有文化上的“分庭抗礼”。由于处境相似,所述或者更近于历史真实。

[i] 《剑桥中国辽金西夏元史》特意指出“澶渊之盟”中受到信任的辽国使臣王继忠不但是被俘的宋朝官员,而且是宋真宗密友,可能私下沟通双方意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121页。

[ii]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

[iii]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第十一。又言“周革曰:景德中,中国自为誓书以授虏,虏继之以四言曰:‘孤虽不才,敢遵誓约;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庆历中,增岁给二十万,更作誓书亦如之。嘉祐初,枢密院求誓书不获,又求宁化军疆境文字,亦不获。於是韩稚圭曰:‘枢密院国家戎事之要,今文书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编辑之,数年而毕,成千余卷。得杜衍祁公手录誓书一本於废书,其正本不复见。”(205页)

[iv]《宋稗类钞·鉴识》,上册218页。详情可参岳珂《桯史》卷第九“燕山先见”条记载宣和约金灭辽时宇文虚中之长篇谏言(101-104页)。

[v] 参拙文《“关帝斩蚩尤”考――道教与宋代关羽崇拜》第三、四节。载香港《岭南学报》新三期(2001年12月出版)。

[vi] 参《长编》卷六七。

[vii] 《宋史·王旦传》。

[viii] 《涑水纪闻》卷第六,120页。

[ix] 《景德传灯录》卷二七《天台智顗》曾述助其修建天台国清寺者,即为“皂帻绛衣”之三神人。《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叙关羽神像现身,亦言“绛衣金甲”。可知“神着绛衣”之说贯穿于宋。

[x] 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中“恒”作“昚”。按赵昚为宋孝宗(公元1127-1194年)之名。他为宋太祖七世孙,秦王德芳之後。初名伯琮,後改名玮,赐名无,字元永。受高宗赵构内禅而继位,在位27年。由太宗後改为太祖後承统,为两宋宫闱“斧声烛影”以来之大事件。可知後世记述已将“天书”之说改为谶言。所谓“世(传)七百(年),九九(八十一代)定”的预言,无非极言宋之“世祚延永”,亦道家夸诞之惯技。

[xi] 《涑水纪闻》卷第七已言“钦若为人阴险多诈,善以巧诎中人,人莫之悟。”(134页)真宗疯癫事参卷五“嘉祐违豫”条。(95—98页)《宋史·王曾传》言,宋仁宗曾说“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答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

[xii] 《佛祖统纪》卷四五。

[xiii] 《长编》卷六五。《佛祖统记》卷五一“圣君护法”条又言:“真宗侍读孫奭请损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门有助世教。安可即废?”如果属实,赵恒虽然心向道教,但也不愿作出极端排佛的事情来。孙奭则兼反二教,倒是儒生本色。

[xiv] 《长编》卷六六。

[xv] 此节转引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第七节,558-559页。

[xvi]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583页。赵翼曾历数辽、金两代纂续辽史的经过。又近年在云南施甸县木瓜榔村村民蒋文良家中,发现了明代契丹後裔绘制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开篇“青牛白马传说图”後附有歌谣说:“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先先祖木叶山,八部後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云云。(叶启晓、干志耿《滇西契丹遗人与耶律倍之裔》,《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与辽史记载符合,已和西南少数民族一样自称炎帝之後,但仍然保持着契丹始祖传说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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