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三元结构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与需求初探

郑林 2006-04-24

[摘要]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提出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三元结构理论，并用它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科技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所引发的农业技术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现代化；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技术需求

Modern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A Tripartite-structure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A Brief Discussion on Rel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a model of tripartite-structure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is made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It argues that the require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voked by the variance of the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Key Words: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 innovation；tripartite-structure；requirement of techn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创新的路径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1]（译者前言，P7）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的工业革命。[2]（P5）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历次科技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这是对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应激型的，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科技，都不是从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国引进的。不过，应激型现代化的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1]（译者前言，P19）而且，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在16世纪就已出现现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就已属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2]（P8）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反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压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也无从谈起。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界压力开始的。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已经出现现代化的端倪了。但是这种没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受列强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况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变化总是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

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由四个基本阶级组成：学士、农民、手艺人和商人。这样的次序排列也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位于他们之上的是有特权的官僚阶级，而在他们之下的则是人数较少的贫民。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精英所追逐的最高目标。[1]（P224-225）据韦伯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决之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3]（P30）自隋唐以后，取得做官资格，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正是科举制强化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它长期处于稳定状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社会上的才智之士，在对西方价值的向往以及新的利益的诱惑下，已经纷纷从传统政治的窄门中走出，特别是在西方式教育制度普及之后，“人们依着经济技术的专业化的趋向与需要，各自选择了性之所近的道路。数学、逻辑、物理、工商管理、政治、建筑、绘画……成为了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新的行业亦已一一出现，‘政客’就是一个新的行业，企业家、买办、留学生、工程师、律师、教授、医生、作家、报人乃至电影明星、歌星也都是崭新的职业。” [3]（P67）到了1919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及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与传统社会的官吏同样高贵的地位。[1]（P225）这样，传统社会结构及等级次序发生了变化。原来身居末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原来居第二位的农民可说是下降到末位。在农民之上，有各种各样的新兴职业。人往高处走，稍有才能之人都不可能安心务农了。但是农业领域的新兴行业——农科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却在农村之外的大城市应运而生生了。农科大学的教授、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同样是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在城市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主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总之，由现代化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业本身发生分化，形成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二、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是指农业技术发明、应用、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三个不同性质的部门完成。这三个部门处在农业生产的同一条产业链上，但是各自独立实现自己的功能，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由家庭农场实施；应用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性农业，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完成，农业技术创新也是在农业内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结构。这种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推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已经将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至，不可能再在农业内部有重大的创新。农业生产力已经无法承受人口及市场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必须从农业以外寻求活路，农民兼业逐渐成了普遍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起步。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从技术层面看，在农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城市制造的技术产品如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开始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创造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教育、科研机构也相继在城市中出现。换言之，在农业生产外部形成了引进和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费来源、工作目标、人员素质、价值观念、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完全不同，但确实是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市场层面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相继出现，与之相伴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这些都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部门的出现构成了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现代农业技术）由农业外部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出售。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推动被迫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与传统社会经济缺少历史的继承性，较难融合为一体。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农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与农业生产实际的脱离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的脱离。本来，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使得这些机构在农业技术创新上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农民大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尽管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从一开始就缺少内在的联系，但是毕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了现代化的农业新因素，开始了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艰难历程。农业技术创新三个环节之间的关联程度成了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由于近代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不再重复。以下仅从技术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三、现代化与现代农业技术需求的形成

技术创新由社会需求引发，但也可能相反，创新引发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和拉动。因社会需求而引发创新，我们称之为“需求填充效应”，它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因创新而产生需求，我们称之为“需求诱导效应”，它主要发生在乡村，这种需求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各种示范推广活动引发的。

（一）民族危机与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也就不存在对西方新技术、包括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对西方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出现。最初是对西方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的需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才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通过政府官员及士人的启蒙提倡来体现。清中期以后，政府官员及士人已经意识到传统农业因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危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还是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此外，在最大限度利用传统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有条件的地方改旱地为水田，推广水稻种植；推广接茬作物，变水田一收为水旱两收。[4]（P237-239）对于西方农业技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谈不上需求和利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西方农业技术真正全面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之倡议。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大多并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改进中国农业有何实际作用，而是因为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从多次失败的经历中逐渐得出一种认识：中国军事上不如人是因为经济上不如人，经济上不如人最根本的还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则是因为教育不如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兴学校、育人才，其中包括兴办农学堂、培育农业人才。

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描述了西洋各国学校的兴盛，并由此推断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源：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至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P3）

康有为、梁启超、胡燏棻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并提出兴办西学的主张。他们倡办西学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民族兴亡的忧患意识，而不是基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换言之，在中国创办西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程度，而是因为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中国要雪耻、要富国强兵，就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暗含这样一个认识逻辑：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而军事力量强的原因是经济比中国发达，经济比中国发达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教育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要变得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大，就得从学习其教育制度开始。至于将西式教育移植到中国是否能适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尚未考虑到。但是，分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士人能认识到分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已是一大进步。分科办学自然包括建立农学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农学堂。张之洞不但指出农业和农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从事农事试验与教学研究。自1898年起，清政府多次下诏分科办学，其中包括举办农学。随着士人兴办农学的主张变为政府的实际行动，我国的农业学堂从中等到高等，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农事试验机构，进行农业技术试验。

综上所述，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由士人及政府官员的言行体现出来，满足需求的途径是兴办农学堂、农业科研机构。由于这种需求不是来自本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因这种需求而建立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是官僚士大夫的事业，与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需求虽然引发了中国农业技术在制度上的创新，但是要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对本文所用现代工商业的概念作一界定。从组织制度上讲，现代工商企业与中国传统工商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国家的逐步现代化，在工业领域，如纺织业和面粉业，新兴工业企业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工业。但是，许多传统形式的商业企业，并不会被现代企业取代，他们能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即使在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以及部分大商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外，大部分中小商店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为数最多的是街头巷尾的夫妻店。大部分商店，诸如绸缎庄、皮草行、南货店、衣庄等，都同传统商业一脉相承。因此，传统的家族式商贩或合伙经营的店铺仍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在近代上海是如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更是如此。[6]（P20-21）有鉴于此，本文在运用现代工商业这一概念时，并不是指采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工商企业，而是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工商企业，只要它们为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生产和服务，就属于现代工商业。它们可以是机器工业，也可以是手工业；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家族商铺或合伙制；可以是外资企业，也可以是民族资本企业。

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市场决定，通过工商企业家或工商团体的言行反映出来。这种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新技术的需求；二是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新技术的需求。

1、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新技术的需求。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非农人口增加，导致市场对农产品产量的需求增加。现将农产品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分别探讨。

首先分析粮食需求的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近代，出现区域专业分工后，在经济作物区域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随着城市及现代工商业的兴起，粮食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侍郎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张氏认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农田面积减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减少。水旱灾害等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增多，引起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7]（P771）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非农行业人数增多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农田面积会有减少的趋势，从事农业的人口也有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加也会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非市场性的，通过增加农田面积，充分发掘传统农业技术潜力可以解决。即便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增产手段用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也可以通过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来克服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发生社会危机，当代中国的农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决不会像农民那样忍受贫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粮食问题会很快做出反应，通过报纸杂志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农业政策，使改良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提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议事日程。

就工商业而言，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如果原料供应不足，不仅会影响本企业的发展，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工人失业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工商企业会直接采取行动，从事农业改良活动，满足其对原料的需要，以供应市场，维护其企业的发展。工商企业从事农业改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对粮食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对利润的追求。以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面粉加工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为一时输出品之大宗，而粉厂次第设立，于斯为盛，小麦产量有限，随不得不采用国外原料，其数量且与年俱增。”面粉厂为了解决小麦求过于供的问题，“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7]（P154）还与农业院校合作，建立小麦实验场，进行小麦改良。[8]（P173）由此可知，工商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与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工商企业资助的是与其事业发展密切相连的农业技术改良，例如面粉厂会资助小麦生产的技术改良，但它不会去资助棉花或蚕桑的改良。

与工商企业关系最紧密的还不是粮食生产，而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所以我们接下来分析经济作物需求的增长对新技术的需求。

自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中国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产品）的输出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丝棉等农产品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外国企业直接介入中国的农业技术改良。[8]（P154-156，161-164）为了切实改良中国蚕桑，外商还成立了改良蚕桑的机构，设立制种场培制、购买改良蚕种，分给农民饲养。同时在发种区域内设立蚕业指导所，指导农民养蚕。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原料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工商界也产生了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提出了改良棉植和蚕桑的要求。工商界要求农业改良的主要原因，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同中国棉业联合会、国立东南大学，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呈文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窃我国自七年以还，纱锭倍增，棉产未旺，无论年岁丰欠辄有供不应求之势，每年外棉输入，恒在一二千万两以上。……近年敝纱厂联合会，曾年拨巨资，分向直、鲁、苏、鄂等省设立之棉试验场，力图棉植之推广改良。……今年（1923）印、美棉产均嫌不敷应用，国产棉花，又无法禁其输出，全国数百万锭之纱厂，皆以原料缺乏有不能维持工作之势，而未来之棉荒，且必一甚一日。[8]（P167）

为了扩大棉花来源，纱厂积极从事棉花改良与推广事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植棉委员会，主持植棉事宜，在产棉区改良棉种，在不产棉之地推广植棉，所需经费，“由全国各厂用花一担，抽费一分充之”。还先后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合作，进行棉花改良推广。[8]（P169，172）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市场上的农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促使工商界人士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引发了对增产技术的需求。

2、对提高农产品质量新技术的需求

现代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是进行大规模生产与经营。这两个特点对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市场，就有竞争。在竞争中，质量不好的产品就会失去其在市场中的份额。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后，我国丝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工技术落后，产品难以和国外竞争。而中国对外丝茶贸易的衰落，则激起了人们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9]（P4）这是从农产品加工角度得出的结论。农产品加工技术似乎更多地与工业生产技术相关，例如缫丝厂对丝的生产加工技术，面粉厂对面粉的生产加工技术，都会影响产品质量。但这都是工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农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要从原料角度去分析。

原料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可分两个方面：第一、生活习俗变迁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机器大生产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罗振玉在《农事私议》“农业移植及改良”一文中提到：

近来外国麦粉进口者日多，初则因西人憎华麦调制不精，输入以供西人之食，今则华人亦嗜食之，由商埠而输入内地者日有所增。夫华麦固调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麦，盖种类之异矣，宜求美国嘉种传布内地，一蕲改良。[7]（P859）

此文反映出近代中国引进美麦品种的原因之一，饮食习惯的变化。外国人到中国通商口岸后，不习惯食用中国产面粉，于是从外国进口洋面粉。洋面粉进入中国后，渐渐引起中国人的喜好，由通商口岸传入内地，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于是国内有了引种美麦的技术需求。

引种美棉也与人们衣着习惯的变化有关。据同治、光绪年间的海关贸易报告及报刊反映，实际上洋布没有土布耐用，但比较柔软美观，加上价格低廉等因素，渐受华人欢迎，占领了中国市场。于是引出朱祖荣这样一段议论：

子独不见夫今天下乎？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风尚之变，由来已久……而近来亚东日本，所织洋布，亦复花样翻新，既精且巧，足以广事招徕。[7]（P495）

洋布的普及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纺工业的发展则对其原料棉花的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洋布与土布的差别主要有二：从生产方式上讲，洋布是用机器生产，而土布则是手工生产。从生产原料上讲，洋布是用洋棉、主要是美棉生产，而土布则是用国产棉。因此，洋布不一定是从外国进口的布，国内机器生产的布也称作洋布。洋布也可以用国产本地棉生产，但是规格和质量受到限制。“中国原先栽种的亚洲棉（中棉）品质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要求，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美棉以补其缺，花费甚大。于是，一些实业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引种美国陆地棉以解决上述问题，美棉由此开始引入中国。” [9]（P55）

机器生产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在面粉工业同样有所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早已存在面粉加工业，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给性加工和商业性加工两部分。[1]自给性加工是农民加工自家消费的粮食，对小麦品质没有特别苛求。商业性加工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对小麦品质有一定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磨坊的加工量有限，每个磨坊对小麦的需求量不是太大，因此对品种规格的要求不一定很严格。近代机器面粉厂则不同，其生产能力强大，因此对小麦的需求量也大。如果品种规格混杂，就会影响面粉质量。[2]而面粉的品质则会影响食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原颂周在分析我国小麦的缺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国普通的麦种，大半交杂不堪，几无纯种之可言，以至制造食品的工艺，颇不发达。例如品质不良的硬小麦，不适宜机械面粉厂的制造。又如通常的软小麦，对于制造饼干，无大妨碍。但若用他来制造上等面包，则不相宜。因其中所含的胶质较少。至如半硬小麦，品质不甚恶劣。倘能选择北方的良种，和南方的良种相交配，而成一优美新种，推及农民，广为种植，则以后不致再向外国输入小麦，以作制造各种食品之用。[10]

上文表明，不但机器制粉业对小麦品种提出新要求，而且食品深加工业对小麦品种也有要求。中国传统小麦品种混杂，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结果让外国小麦占领了中国市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品种改良。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工商企业往往直接参与同他们利益相关的农业技术改良。由于工商业界投资农业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业原料，所以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程度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前景好的时候，支持力度大。市场前景不好的时候，就会取消支持。正因为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能引发农业技术创新，但不能长期支持农业技术创新。

（三）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的家庭农场。一家之长既是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也可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领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到近代，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公司。在农业公司中，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离，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大多是政府官员、绅士、商人、华侨、外国资本家等等。[3]家庭农场的主人与农业公司的主人，无论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层次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上，经常有农业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外国农业机械）进行垦殖的报道，但是几乎没有农民主动采用西方技术的报道。相反，到是有向农民推广农业新技术困难重重的报道。这并不能证明在家庭农场的生产中不需要新技术，只是反映出农民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和形式不同。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时，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生产者。

1、农业公司经营管理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就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其学识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理性和现实利益两方面的考虑。从理性上说，由于他们对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大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中西对比，能够认识到西方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并能推断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对自身企业发展是有益的。从现实利益来说，如果通过理论分析证明，用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开发农业有利可图，就足以促使他们投资农业。但是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投资新技术于实际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他们会放弃对农业的投资，转而经营其他行业。或者放弃先进技术，转而采用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即招佃经营。

民国时期，创办了许多新式农垦企业。这些企业从组织管理形式上看，具备某些现代企业的特征，如采用股份制等等，但是在农业生产上，大多采用招佃形式，由农民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形式与传统的小农生产也有区别。首先，生产什么是由公司决定的，如何销售也由公司决定。其次，生产技术也由公司指导。因此，这些公司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农业公司虽然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但是其数量很少，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还是家庭农场。农业科学技术最终的服务对象，还是广大农民。因此，分析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更为重要。

2、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通常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愚昧落后，对新技术持排斥的态度。本文认为，农民排斥新技术，并不能说明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而只能说明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遇到了障碍。我把这些障碍分为习俗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几个方面。

习俗障碍可分为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两方面。生产习俗是农民世代相传下来的组织生产的规矩、程序，它属于一个农村社区，而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事情。据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排水灌溉的组织管理程序，依靠这套程序解决农民旱涝时的排灌事宜。后来村里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然而，这种机器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村民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用而自己闲搁数月。有些人告诉费孝通，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赌场去赌博，害了自己。[11]（P116）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是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它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变生产习俗的前提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就费孝通所举例子而言，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闲余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现代机械未必是好事。农民经过理性的判断会拒绝新机械的使用。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农民的智慧：用劳动来打发时间，总比去赌场赌博要好。提到赌博，就牵涉到生活习俗。据当时人反映，近代中国许多地方的乡村社会赌博成风，很多农民除了在田间劳动，剩余时间大都去进行赌博，哪有时间精力考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喝酒赌博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习俗，所以有人在参观金陵大学农民服务社后评论道：

农民之无正当娱乐，尽人皆知。每遇秋收之后，或迎神赛会，或邀朋聚赌。工作之暇，尤多喝酒啜茗。欲阻止此种不正当之娱乐，非有相当正当之娱乐代之不可。农民服务社有鉴于此，乃以种种有益身心之游戏代之，对症下药，定能妙手回春。[1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风气问题，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也就不能指望农民会产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知识障碍可分为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见识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农民都是文盲，那未必准确。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大众教育已经普及，并深入到农村地区，到了19世纪初期，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13]（P443-444）但是识字并不足以引起对新技术的需求，只有当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后，才具备对农业新技术产生主动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种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项技术的需求。中国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新技术的存在。所以，农民产生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之一是，有机会接受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而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能有机会通过耳闻目睹接触到西方的农业新技术，也有产生对这种技术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这种机会也很少。

经济障碍是影响农民技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们知道某种先进技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不会主动去采用。经济障碍主要体现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经济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农民无法承担，他们就只能沿用旧技术。即使将新技术免费提供给他们，也会考虑将来的收益是否可靠，这就是所谓的“机会风险”。在不能确定采用新技术的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新技术的，因为农民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这与官员、军阀、工商企业家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不同。这些人可以引进外国机器从事农业垦殖，即便不能从农业垦殖中获利，于他们自己也无太大的损害。而农民，只有已经通过示范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推广员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农业推广之成绩与各地领袖或农友之切实辅助成正比例。从事推广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当地领袖或农友合办“表证场”，用以证明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性，当农民们亲眼目睹新技术的成就时，就会纷纷采用新技术。[14]

社会环境障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农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谈不上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了。另外，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促使乡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来最有可能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就是这些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传统乡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资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下降了，这也影响到新技术的需求。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所引起的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这些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分两类，来自农业企业家的需求和来自普通农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是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环，而是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农业新技术供给者、需求者以及应用新技术的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共同利益为纽带。找到并建立这种纽带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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