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合理地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医学 地位 特色 发展

[论文摘要]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体系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积累和创造，对少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发挥过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源泉。只有不断壮大少数民族医药学的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科研创新及产业化，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才能不断创新、突破、发展。

一、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和地位

1．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

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医药经验(或医学)。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通常所称的民族医药则是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包括藏、蒙、维吾尔、傣、壮、苗、瑶、彝、侗、土家、回回、朝鲜族医药等等。这些以不同民族名称命名的传统医药学知识，或自成体系，或以专科特长而闻名，在现代西医学传人之前，为各民族应对地方性疾病和常见创伤等，发挥过重要的医疗保健作用。

“民族医”的概念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民族医学”、“民族医药”则于20世纪80年代普遍见于专业的或政府的各种文件资料中。

事实上，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犹如民族工业、民族企业、民族经济的用词一样。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狭义的概念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本文所述的民族医药为后者。我们不赞成以“中医学”的概念总括56个民族的传统医学。就现代民族医药的概念而言，它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积累和医学创造的集合，显然不能包括在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范畴之内。民族医药并非是中医药中的一个分支、一种附属品，而是与中医药处于并行平等的地位。

因此，从学科角度而言，中医学与少数民族医学应当是姊妹学科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民族医药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民族医药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列在中医之下，这就造成中医药对民族医药的长兄代父现象。

2．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地位

2003年l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附则”中申明：“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应当有如下含义：

第一，民族医药享受与中医药同等的待遇。民族医药在理论体系、历史传统和诊疗方法等方面不同于中医药，但是民族医药和中医药同属于中华医药的组成部分。

第二，民族医药学有它独立的医学地位。民族医药并不从属于中医中药，在民族医药条例尚未制定或不另行制定的情况下，民族医药的管理是参照中医药管理条例执行的。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汉族医药为主的中医药显然不能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医药。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独特性

尽管民族医学在概念上已体现了与中医学的明显区别，国家在政策上也赋予其与中医学平行的地位，但现实中，由于少数民族医学发展比较滞后，缺乏统一、平衡发展的大格局，以至于不少人仍把其归于中医学的范畴。要发展民族医药，首先必须把政策落到实处，跳出思想的局限，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至于为何要把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从现在的中医学范畴中提取出来独立发展，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和中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决定的。

1．文化背景不同

中医是在中国古代汉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主流是儒、道两家。中医把“调节平衡”、“扶正祛邪”作为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主要原则，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及道家“万物负阴抱阳以为和”思想的体现。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文化土壤则不同于中医学，它是5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集合，因此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汉民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史和独特的地域生存环境，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必然具有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根据其文化源流或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学科可分为若干类系：(1)受佛教文化影响，特别是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结合青藏高原的疾病防治经验和药物资源，逐渐发展形成了藏医学、蒙医学。而傣医学则具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的背景。(2)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特别是受阿维森纳《医典》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而发展出了维吾尔医药、回回医药、哈萨克医药等。(3)受朝鲜古典医学影响，并融合中朝古代医学特点，发展出朝鲜族医药。(4)受汉文化影响，但又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从南方地区医疗实践中发展出苗、壮、瑶、彝、侗、土家、黎等医药知识体系。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而言，其与中医药并非源和流、主干和分支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同于中医药的多元的、复杂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2．理论体系不同

文化背景、哲学理念的不同，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大差异。中医学以天人相应和阴阳学说为哲理观，以脏腑、气血、经络为生理观，以四气五味为药理观，以四诊八纲为诊疗观，从而构成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以“天人相应”为一般规律的整体衡动观；(2)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构架的功能生理学；(3)以阴阳为基础的矛盾平衡说；(4)以四诊、八纲为内容的诊断学；(5)以天然药物和方剂为主的治疗学。

相对于中医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理论体系方面充分体现了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它是以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当地的自然药物为资源，采用适合本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行医方式，以本民族为服务对象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藏医学的理论体系是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学说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七物质、三秽物及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蒙医学理论体系是吸收了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以阴阳五源说为基础的赫依、西拉、巴干达的三根理论及七素理论，以及汉医知识，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并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体系；维吾尔医学以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和气质论为其理论基础，是以维吾尔族人民自身的医学经验并吸收了阿拉伯医学、中医学等理论形成的民族医学；傣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四塔”(风、火、水、土)和“五蕴”(色、识、受、想、行)学说；壮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阴阳为本、天地人散气同步、脏腑、骨肉、气血三道(气道、谷道、水道)、两路(龙路、水路)和巧坞主神理论；苗医学的理论是纲、经、诊、疾，即两纲(冷病、热病)、五经(冷经、热经、半边经、慢经、快经)、三十六诊、七十二疾。

3．医疗技法和用药特色

人们往往以神秘、猎奇的眼光探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其实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无外乎也是各族人民在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积淀的。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对某些疑难病症有着突出的疗效。例如，藏医学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医治的病种大多是青藏高原的常见病、多发病，用的药物也多是青藏高原所产的植物、动物等。由于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域、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他们对疾病的治疗各有所长。如藏医药对高原病、脑血管病、风湿病，蒙医药对骨折、脑震荡、再生障碍性贫血，维医药对哮喘、白癜风，瑶医药对肿瘤、红斑狼疮都有很好的疗效。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医疗技法上也独具特色，如藏医学的尿诊、灌肠疗法、艾灸疗法，蒙医学的拔罐穿刺法、外伤和正骨疗法、震脑术，壮医学的目诊、耳诊、药线点灸疗法、药物竹罐疗法等等。另外，各民族医学在诊疗的同时，多注重药物疗法和精神疗法的协同作用，在给予病人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诸如冥想、催眠、巫祝、引导意向等心理治疗方法来达到更好的治疗疾病的目的。

三、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必要性

1．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现代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医疗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各少数民族的医疗卫生状况始终不及发达地区，甚至差距越来越大。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于2005年2～11月，先后4次组织研究人员分赴各地进行民族医学的相关调研，调查覆盖了江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医药卫生状况及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缺医少药、医疗设施简陋、医学人才队伍规模过小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看病难、治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偏远山区和其他环境恶劣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真正摆脱了缺医少药困境的人群所占比重较小。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滞后、教育水平低、缺医少药等仍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少数民族就医难的主要原因有：医疗设施不健全；边远贫困山区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受经济条件限制，负担不起药费及治疗费。

(2)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据美国商务部(USDepartmentofCommerce)报告，占全世界22％人口的中国，医疗资源却仅占全球总数的约2％，或者说，每千人大概只有2．4张病床。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劣势地位。我们知道，中国医疗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但更为严重的是，医疗资源分配和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现象更为严重。 (3)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的信赖和偏爱。一方面，现代医药服务可望而不可即，即便能够享受得到，往往也是代价高昂而效果未必尽如人意，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医学的认同感；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受民族文化、习俗影响较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用药简单、看病便宜、对地区多发病和常见病有着较好的疗效等事实耳闻目睹，因此倚重民族医药、偏爱民族传统医药也就顺乎情理了。

2．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1)民族医药在近代丢失太多，继承不足，适应现代社会的科研起步较迟、起点低。(2)民族医药制药企业起步晚，人才、技术落后，品种单一，其研发、生产、销售能力在日益白热化的市场竞争面前显得十分薄弱。(3)民族医药原料质量不够稳定，成药产品质量控制不完善。(4)国外众多的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完善的专利申请策略，已开始仿制与精加工我国的民族传统成药，并进一步研发新药，从而对我国民族医药构成了威胁。(5)民族医药一直局限在各自民族聚居的小范围内使用和传播，有的用药经验仅以口耳相传，其发展和推广受到制约。目前，兼通现代医药、民族医药和语言文字的人才奇缺，各民族医药术语的规范译释工作进展缓慢。大多数民族特色药物的有效物质基础、作用机理及理论、应用、技术方法的创新尚处于空白，现代药品管理的各种规范很不完善，这些都与国际标准和市场要求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健康发展是十分紧迫的现实要求。

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基本对策

1．高等教育要为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培养高级人才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相继成立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院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能够适应21世纪发展的教育模式。

目前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教师多数为本科毕业生，缺乏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学校与附属医院之间未形成人事管理一体化的机制，教师脱离临床，除老教授外，多数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缺乏临床锻炼的机会和临床实践的经验，医、教分家现象突出；缺乏专门用于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教师培训的教材；学生动手操作机会少，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基本没有实验课程；重专业教材而忽视其他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内容的学习，导致学生知识面窄，学术思维局限，适应社会能力不强。此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还缺乏相应的行业协会，缺乏从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缺乏相关的职业考试制度；缺乏专业的继续教育项目，社会认同程度不够。这样老套的教育模式不可能造就出大批高水平、复合型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说，现行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已成为制约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瓶颈，直接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的未来。

21世纪是比拼高科技人才的时代，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能否迎头赶上，根本取决于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其中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新型、成熟、适应中国国情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迫在眉睫。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模式中的优点，开发国内传统医学教育的合理成分，构建适合2l世纪长久发展、合理完善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2)总结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3)结合民族文化特点，构建系统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高等教育模式。

2．另辟蹊径，不能走“中医西化”导致资源枯竭的科研之路

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基础研究工作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投入不足，造成科研人员少、整体素质不高，对民族医药体系所包含的丰富科学内涵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自古以来在个体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自由发展，各立学说，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使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逻辑性、科学性不强，难以适应当今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善，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使得民族医药创新后劲不足。

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必须在保持其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等特色的同时，加强专业研发工作。加强专业研发工作的前提是使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保持特色、发挥优势。保持特色，即坚信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学性，坚持用其特有的理论和技术从事医疗和科研；发挥优势，即发扬其疗效好、副作用小、费用低等特点，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现代医学难以克服的疑难杂症等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不同民族的医药学发展是不平衡的，其积累和遗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继承和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问题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医药问题，而应当结合特定的民族文化视角，综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进行考查。既要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医疗技法的搜集整理，拯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医药文化，又要重视医药的实际开发研制。民族医药科研的关键是“创新”，尽快开展寻找和使用珍稀濒危药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工作，这将有利于缓解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匮乏乃至枯竭的不利态势，加快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应不断开发民族医药的新药产品，使民族医药的品种更多，档次更高。另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应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格局，各科研机构既有合作又有明确的分工，以避免研究的重复性。

3．应用及产业化

以往的少数民族传统药品生产环节较薄弱，其产业处于自产自销、自制自用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没有现代化生产过程。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疗效的不断肯定、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需求量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壮大。自1995年以来，研制开发的新藏药就有80多种，其中12个品种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蒙药现已开发利用120多种，年产1．5万公斤，产值达575万元。目前开发利用的维药达140多种，自1993年以来，有17种维药通过新药评审，深得各界群众的赞誉。西藏、青海、贵州、四川、甘肃、内蒙等地陆续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现代化民族药生产企业，完全改变了小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生产能力和药品质量大幅度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98年，贵州省有民族药品生产企业70多家，产值达到7．8亿，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西藏自治区至1999年，民族药品生产企业已达22家，产值3亿，现已有70％以上的县建立了藏药厂或藏药制剂室，藏药占全区医疗用药的比例为70％以上。

然而，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工业仍处于一种散、小、乱的局面，存在着参差不齐、挖潜力度不够、地区差别大、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将影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总体而言，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产业所产药品品种少、档次不高、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欠缺。

以天然资源为原料生产的药物成为世界医药发展的重要趋向，生物药物、天然药物和中药产业已经成为21世纪最具发展空间的高增值产业之一。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产业的发展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1)依靠资源优势，保持资源特色和产品特色。(2)起点要高，规模适度。(3)扩大整合现有企业为主，严格控制新办企业。(4)加强前期论证。不仅要看必要性，更要看可行性；不仅要看现实需要，更要看长远发展；不仅要看民族药生产，更要看整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行业的发展。(5)有高层(包括自治区、省)决策的、稳定的、高瞻远瞩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特殊政策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