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医学模式探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与心理学

摘要：本文从西藏传统医学模式的转变入手，用现代医学模式就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与心理学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在现代医学模式下社会心理因素对诊治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应用于现代体育领域、运动医学、保健学与心理学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应加强对西藏传统医学身心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提高人们对疾病、人体体质和身心与心理的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健康观。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对健康的理解已不局限于简单的身体健康，而是身、心的健康与协调发展。在古代，西藏的藏医学家已对身、心关系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和论述，比较权威和有代表性的是云丹贡布在《四部医典》中的身心医学的观点：认为人的心理有“贪、慎（愤）、痴、悲、忧虑寡言、惊恐、心情不快”，或是“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失调”，是人对外在环境各种刺激所引起的反应，属于生理现象，通常不会引起疾病，但若过于强烈或持久，或过于敏感，就会影响人体健康，导致疾病，两者合一即为“身心”。也说明身、心是“体”和“用”的关系，即身为心“体”，心为身“用”。西藏传统医学的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身、心是矛盾的统一体，互为条件、相互作用。而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身、心是人至为重要的两个要素，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机制，同时又受社会与环境的影响。这一观点与现代医学模式有其相同性，即：正转向生物——心理——社会适应医学模式。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涉及的体育内容则突出“以心为本，以身为标，在心的统摄下，通过身体的整体锻炼，达到身心并完。”因此，认真研究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并应用于现代体育领域，运动医学，保健学与心理学，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藏传统医学模式的转变 西藏医学尚未形成体系前，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是“因果轮回，修行报应”，疗法上大多是“本医”疗法，或图腾崇拜的巫术活动。按照这种观点，医生无需了解病人和病人的心理，人有病有难也只能祈望神灵保佑。也不存在人的健康和疾病的产生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影响的认识。西藏医学形成体系后极为重视从“身”与“心”方面调整患者的起居和精神治疗，认为人七情（“贪、嗔（嫉、愤）、痴、悲、忧虑寡言、惊恐、心情不快”）内伤致病，患病或早衰的原因，“可因五官的过度活动，精神疾病，不好的陋习”有关，辩证阐述了情绪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西藏传统医学还认为，人体乃是一个最完整的人的心理、生理和生命的动力特征，又与宇宙过程密切相关。要人们用固有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的变化，如自然气候和社会心理环境，生活起居及饮食方式等，并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显然，西藏传统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学模式这种观点，把人的躯体与精神，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整体。这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原理，为西藏传统医学的发展和维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做出了贡献。 西藏传统医学模式被称为“大宇宙”医学模式或身心二元论，以整体的观念来对待人体，如西藏传统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具有解剖生理的、心理的智力功能的各个部分，作为人体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探讨。首先，人体与宇宙、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要把人体视作宇宙实体的一个小天地，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体如同一棵树，大宇宙时刻养育着它。人要依赖自然界的阳光、空气、水和各种食物来生存，也受到自然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独立生存，与自然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所以，在一个人体与自然万物相应的世界里，外部环境对人的生理与精神都有影响，提出要注重辨证施治。其次，人体是一个以脏腑为核心，以经络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以脏腑为核心在人体管道系统中循行着气与血，全身无处不到。人体是由五脏六腑、经脉、肌肉、骨骼等有机地联系的，脏腑之间相互依赖，以维护内环境的统一和稳定，人体内环境的稳定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为基础，人体由三大因素所支配，三大因素如果互相配合协调，则人体正常而健康。因为三大因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三大因素用现代观点来说，实质上反映了生物医学模式心身二元论的特点。再次，西藏传统医学认为人的很多疾病不仅有躯体上的，而且有情绪方面和精神上的。因此，藏医认为，陷入身心痛苦的，用药和镇静剂治疗并不能根除。也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到疾病的症状，还要全面考虑到精神等因素。藏医医典认为，所有生理紊乱和人体疾病都与精神有关（尤其是贪欲、痴心和愤怒）。精神的变异导致人体三大因素的失衡。所以，西藏传统医学在治疗过程中十分强调心理治疗，如催眠术，身心调节，行为、饮食注意事项和生命动力的刺激等等。从这几个方面来说，西藏传统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有其独特的原理和方法，体现了精神、物质和身心医学的重要理论，对维护人的身心健康有其积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西藏传统医学的医学模式还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始自阴阳合一，在人的生命活动中，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没有阴就没有阳。藏医理论的经典学说是“龙”、“赤巴”、“培根”，从阴阳观来说，“龙”、“赤巴”、“培根”虽有不同功能，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协调、统一地进行活动，三因失调则疾病生。三者总是保持着动态的相对平衡，使机体处于一种相对的静止状态，以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相对恒定，以及机体与外环境的相对协调统一，从而保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西藏传统医学的心身医学还认为人体由五脏六腑、经脉、肌肉、骨骼的不同功能完成其生命的活动，在万物相应的世界里，一个非物质的基质能够使身体和精神相互作用，治疗的战略首先是恢复被破坏的平衡，主动性的正常化和人体引起疾病某一要素的“量”，“量”变可引起“质”变。在“身”与“心”的调节中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人的机体的生理、病理、生长发育、衰老都与自然界的变化休戚相关。但人不能甸匐于大自然威力之下而无作为。人要生存下去，少患疾病，就要通过积极主动的自我调理，认识四季变化规律可能给人体造成的影响，按季节调整自己的活动，尤其是要调整好“身”与“心”的关系，与自然界形成和谐的统一。以科学的观点，正确认识自然、社会、身心与人体自身。 笔者认为，西藏传统医学中的生物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生物医学模式相比更有其独到之处。就其现代医学而言，随着技术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医学的重点转向于集中研究生物学的改变，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具有心身二元论的特点，尽管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等方面非常成功，为现代医学奠定了基础。但是，生物医学模式所形成的医学框架中，并没有给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以相应的位置，偏离了医学对象“人”的完整性，阻碍了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这是现代生物医学模式所存在的弊端。西藏传统医学则十分重视“人”的完整性，强调以人为本，“身”“心”统一，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如《四部医典》在疾病的病因、症状归类中认为：人的情绪变化有“贪、嗔（嫉、愤）、痴、悲、忧虑寡言、惊恐、心情不快”等，情志是人对外在环境各种刺激所引起的反应，是影响人体健康、生病的根源，“忧心生悲使得容颜衰，惊恐懦弱不乐衰光焕。”西藏传统医学还认为，在人体这个天地里，人的心态如何，对于人体整个系统的损益兴衰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古代藏医学家特别强调养心、养神、养性、养德，注重调摄情志，陶冶情操，重视心理的社会因素。 所以，我们应从西藏传统医学生物医学模式具有的身心二元论角度，借鉴西藏传统医学中科学合理的成分，积极探讨现代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向。在现代，医学、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科学的两门主要学科，医学模式的转变使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更加紧密。过去，医生总喜欢谈论人的“器官疾病”；现在，医生研究可能导致心身障碍的“冲突和事件”。在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日趋增多，使人们认识到心理、社会因素是致病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