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笔谈（1）

从《中国经济史研究》已发表的论文来看，相对古代、近代、现代各自成段、严格遵守各自时段界限文章的繁荣而言，打通古代与近代时限界线的文章，打通近代与现代时限界线的文章，打通古代、近代与现代时限界线通论中国经济史的文章(简称“破代”)，少了一点。这种状况有待改进。因为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史中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部分的断代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为将它们串通起来准备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打破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成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经济史。“破代”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新要求。“破代”有许多好处。不“破代”会带来不少弊病。

历史本来就是通的，经济是延续的，前后相承，其间本无“代”。经济史学上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是学者们划分出来的。这种划分虽有某些客观事实作依据，但终究属于主观范畴。因而是相对的，具体年代是可变动的。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划分而言，在高等学校里，经济学系大都以1949年为界(之前为近代，之后为现代)，历史系大都以1919年为界(之前为近代，之后为现代)。1919—1949年这30年，在经济学系属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历史系属中国现代经济史。这是“代”的时限并非不可移，不可破的例证之一。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历史走向，不因这种划分的改变而改变。

许多经济现象、经济事件与经济运动是长期延续的，或贯通于古代和近代，或贯通于近代和现代，或贯通于古代、近代和现代。研究这些经济运动，要求打破人们设定的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使之“通”，才能获得对它们全过程的整体认识，才能认识其本质。如地主经济发生在古代，延续于近代，消灭于现代。欲认识其全过程，必打破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时限。又如资本主义经济萌生于古代，发展于近代，消灭于现代。故研究中国地主经济发展全过程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全过程者，必打破古代、近代、现代之代界。在中国经济史上，这类情况(诸如商品经济、市场、货币……)举不胜举。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破除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界限，才有真正的中国经济史学，从学科发展的目标来说，我们追求的是将古代、近代、现代融通为一体的中国经济史。经济史学要求通，没有通，便没有中国经济史。

如果研究对象贯通几“代”，而研究者却将它限于一个“代”，那会看不到对象的整体与全过程，看不到它在整体与全过程中的方位，看不到对象演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不知其头尾，便容易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以中国生产要素的形成为例。它是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之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日。若以古代为界，很可能将其形成时期止于1840年或此之前的某年或某个时期。若以近代为界，很可能认为它的形成时期始于1840年，止于1840年之后的某一年或某个时期。若以现代为界，很可能认为它的形成时期始于1949年，止于1949之后的某一年或某个时期。这类认识都与历史事实不符。以生产要素中的耕地而言，它从大约7000年前中国有农耕之时开始，逐步增加与改良，到1949年才有20多亿亩耕地。以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无论是其数量，体质，生产经验，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意识，都是始于神州大地有人之日，而至今不止。其他如社会财富、资金、科技等等的发展，都不是以古代、近代、现代的“代”界(1840年、1919年、1949年等等)为界的。

再以中国经济现代化为例。它是一个始于19世纪中叶，至今仍在延续的历史过程。一些将它限于“近代”时限内的学者，以1949年为其终点，并将这个过程称之为“经济近代化”，以区别于“经济现代化”。另一些学者，将它限于“现代”时限之内，认为它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并称之为“经济现代化”，以区别于“经济近代化”。这类做法有“腰斩”经济现代化过程之嫌。还有一种现象颇有趣：凡是研究领域破古代与近代之界者，大都看到1840年之前中国经济中已有现代化的因素和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从而认定中国经济现代化有内因，有内在动力，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中国经济现代化在总体上“嫁接型”，在个别领域是“移植型”。凡是只研究近代而不涉足于古代的，大都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是“移植型”，因而是“冲击一反应”论的支持者。由此可见，“破代”或不“破代”，对研究者认识历史事物影响甚大。

有一些经济现象，不是连续性的，却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对这类经济现象，只有破除“代”的界限，才能认清其本质。这里以着佃征粮为例。一些将研究领域限于近代的学者，看到太平天国境内有着佃交粮之事，便从佃户因此成了粮户，粮户就是土地所有者，推断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破代”的学者则发现清代初年有着佃交粮之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有着佃交粮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之前，也用过着佃交粮方法。仅仅从不同“代”(古代、近代、现代)与不同性质政权都实行过着佃征粮，便可以判断着佃交粮绝非什么耕者有其田政策。从不同“代”的不同性质政权实行着佃交粮原因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共同之处在于：因为战乱，地主离家出走，政府无法向这些地主征收钱粮，便改由向耕种这些地主土地的佃户征收。一到社会秩序稳定，地主回归原地，便又恢复到由地主交粮。着佃交粮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征收田粮方法。

打破“代”的界限，不仅有利于对不同时代中共存现象进行对比，以认识不同时代中这些事物的特征与本质，更有利于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与特点，抽象出中国经济特有的理论，发挥中国经济史学的功能。经济规律和特点寓于经济演变长时段过程中，没有对长时段经济过程的研究，没有中国经济通史，便发现不了中国经济演变的规律和特点。不发现中国经济演变的规律与特点，便不可能有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理论。而经济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它所发现的规律、特点与理论。据此，建议《中国经济史研究》在继续发表断“代”的、短时段的、专题研究论文的同时，加强“破代”研究成果的组稿工作，为之倡导。如此，她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