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见刊

计划经济体制在文字上的反映

丘立才  2006-01-19

今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有问题,更多的是去找市场,而不是去找市长。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却恰好相反,企业生产有了问题,不是去找市场,而是去找市长。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轨迹,深深的留存在文字中。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买”和“卖”。“买”的繁体字为“買”,即要四面八方搜罗到货贝,然后去买,而“卖”的繁体字则为“賣”,“賣”字由“士”和“買”字构成。“士” 《说文解字》解说“士”为:“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实际上是善于将十归纳为一,又善于将一演绎为十,即善于归纳和演绎思维的人,这就是“士”。“士”字从一从十,这个“十”又可以说是空间坐标上代表着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和时间坐标上一年的春夏秋冬、或一天的上下午上下夜,这个“一”就是一次唯一的选择。要卖得好价钱,就要有“士”那样从时空的坐标上选择最佳的卖点的思维。其实“买卖”就是“化贝为货、货化为贝”,而“贝”的运行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诚如司马迁说的:“故物贱之征贵,物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史记·货殖列传》)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规律啊!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实行的汉字简化,将“買”(买)“賣”(卖)中的“贝”都变成了“头”字,是“买”还是“卖”,都得由“头头”来决定,即是说要由“市长”来决定,而不是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

企业,其实就是实业,没有实业就没有实力。《说文解字》释“实”字为:“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富的标准是备有房子(“宀”),有人口(“口”),有田地(“田”),而实的标准是备有房子(“宀”),房子里有货贝(“贝”),并能将货贝像母鸡(“母”)下蛋那样越下越多,这就叫办实业、有实力。更何况古代一千文钱称之为—“贯”。今天,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致富的道路上,讲求实在、创办实业、追求实力的时刻,更深层地理解“实”字,实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实行的汉字简化,竟然将“贯”字简化为“头”,而把“實”字简成了“实”字,难道说“头头”才有实业,才有实力,才是腰缠万贯的大款么? 简化的“实”字,则易使人误解为“貫”字简化为“头”字,其实“貫”字是简化为“贯”。而将“头”字回复繁体为“頭”,则“宀”下“頭”这个字是没有的。主张且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功绩至伟的邓小平同志,从来就不写这个简体的“实”字,而是把它写成“宀”下的“贯”这个“實”字。

市场经济是通过买卖活动来显示其实力的。古代沿街沿村叫卖,谓之商;固定摊点买卖,谓之贾;买卖商贾,俗话又说是做生意。“贾”字的古体,上面是“回”下面是“贝”,意思很明确,做生意过程中,即“化贝为货、货化为贝”过程中,“贝”一定要回来,而且回来的“贝”要比原来的多,要增值,要有利润。如果“贝”回来不了,那就不是做生意,而是做死意了,正如同企业破产,老板跳楼,就是“贝”出去后回不来了。现在的“贾”字将“回”字变成“西”字,也符合中国人的方位价值取向:东属木,西属金,南属火,北属水,中属土。西位属金,且具有险恶性。其险恶得失,关键在于买卖双方的“价”。

“价”字的繁体为“價”,人和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最关键的是“贝”能否回来,不但投资出去的“贝”要回来,而且还要增值才行,并且不是单方面的增值,而是双方的增值,达到双赢的局面。各地的“生意经”都非常明确这一点:山西人,你赚了我不干;上海人,你赚的比我多不干;广东人,只要有点赚我就干;香港人,只要不亏我就干;日本人,眼前有点亏将来有赚也要干。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都很注意价值和价格,并把价值看作是高于价格的。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繁体的“價”字都非常重视其中的“貝”,即“買”、“賣”中的“貝”。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实行的汉字简化,将“價”简化为“价”,“贝”不见了,“賈”被简化为“介”。“价”字就成了两个“人”字,一个侧倒的“二”字的结构。好似意味着,商品的价格由两种人决定,一种是头头决定的计划价格,另一种由操纵商品的人决定的黑市价格。那种体现在商品活动里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价值,那种体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供需状况的价格,在这个“价”字中很难体现出来,而必须回到繁体的“價”字中才能体现出来。 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由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的。非常奇妙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阶”字,它原本是“階”,竟也简化为“阶”,和“價”简化为“价”,共同的都是,“贾”变成了“介”,“皆”也变成了“介”。“阶”字形好似二个人在敌对的山头上。而《说文解字》释“階”为“陛也”,原意是指土阶、台阶、层阶等,未有指人。“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则是把人划分为阶级,而且人类阶级社会中都简单得只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社会只有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封建社会只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难道说,同一商品,其“价”格也有资产阶级价格和无产阶级价格,资本主义价格和社会主义价格之分吗?事实上也是如此。正如“文革”期间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精明的外商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来参加的,都能得到便宜的价格,外商一过深圳罗湖桥就扔掉了像章和语录本。

阶级斗争要取胜,最重要的是要有武装军队,枪桿子里出政权嘛!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计划经济时代,“货贝”是要被逐步消灭的,金钱是有铜臭的,“美金”是帝国主义“分化”、“西化”我们的“糖衣炮弹”。我们要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要的是武装军队,我们要的是武装士兵,所以有士兵守卫的,肯定是“贵宾”。原来繁体的“賓”字,简化时并不是将其中的“貝”字简化为“贝”字,而是将“宀”下的所有部件都简化成“兵”。其实繁体的“賓”内容非常深刻,哲理耐人寻思。你要做“賓客”,你要别人把你当“貴賓”尊重招待,你家里就得减少一部分货贝。“賓”字明明白白由“宀”、“一”、“少”、“贝”字组成。今天全世界裁军已经成为潮流,全球经济一体化,宾客经常临门,守卫的士兵该越来越少,更何况国防经费靠纳税人缴交,经费应多集中用于高科技国防,减少培养一般守岗放哨的士兵,减少用于去守护宾客的士兵。

中华民族对于“贝”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贝”的道德价值取向,其智慧完全表现在我国的文字中,特别是繁体字中。谁都知道,“贝”就是金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考验着每个人对“贝”的态度,对金钱的态度。又决定着人的价值观,是人的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是人的道德品质高低好坏的区分:金钱是万能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人为金钱服务;金钱为人服务。为人民币服务;为人民服务。以上三方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确选择的。古时金钱是以“贝”为货币代称的,因此对待“贝”的态度,就是区分人的“贵贱”最好的试金石。无论人的高贵也好,卑贱也好,都离不开这个“贝”:只是高贵的人把“贝”放在次要的地位,卑贱的人把“贝”放在首要的地位。高贵的人得“贝”以正确合法的途径取得,卑贱的人得“贝”以错误非法的途径取得。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高“贵”的人是把“贝”用于执中惟一,用于中华民族的统一,而卑“贱”的人则为了“贝”动用了两个“戈”。把“贝”放在首要的地位的人,为了牟取更多的“贝”,不惜动用十个“戈”,或是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动用“戈”,那这个人就是“贼”了。腐败分子“败”的根源也在于其对“贝”的错误的道德价值取向:把“贝”放在首要的地位,“攵”(手)里时刻拿着“贝”,安有不败之理?更有古代的籀文,把两个“贝”字合在一起的“賏”,称之为“败”字,双手都拿着两个“贝”,又焉有不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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