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一带一路”助力中国重返世界经济中心

()古代中国以陆海丝绸之路进入世界经济中心

先秦出现通往西域陆路的间断性远程贸易，秦朝统一中国促进与周边贸易的发展，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距今大约5千年，原始社会晚期开始出现畜牧业与种植业、农业与手工业的相继分离。不同原始氏族部落的生产分工产生了交换的需要。《易·系辞下传》写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当时物物交换已经在氏族边界上经常出现。夏代时期(约公元前2070～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擅长贸易，部落因此得到发展，势力膨胀起来，最终殷商取代夏朝。商代促进商业繁荣，享国长达6个世纪(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后来，商代从事过市肆买卖而富有社会经验的吕望辅佐周武王推翻商王建立了周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商被列为“九职”之一，商部落多数人仍从事“行商坐贾”。

《诗经》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布币等原始货币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贸易发展。周朝各分封国之间以及与周边邻国之间在边界地区已经出现不定期的物物交换和高价值的远程贩运贸易。周穆王西征阻碍周朝与西北部落之间贸易通道的犬戎势力，打通了西北贸易通道。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南墓穴考古中发现早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500年间产于中国的丝织品，证明那时已经存在中国通往中亚的贸易通道。公元前4世纪印度文献记载：“支那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者。”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从西域贩运到印度、波斯乃至希腊的中国丝织品。可见，先秦时期早已出现中西商贸沟通的民间古道，但当时各民族部落之间争斗不断，部落政权变迁频繁，中西商贸联系的路线经常变动，商业交往时隐时现。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大地的封建朝代，是战国末期周朝的诸侯秦国在征服其他六国基础上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来的。秦朝在历时15年享国中，不断开疆拓土，派蒙恬率军三十万于北方筑万里长城抗击匈奴，派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降服百越，形成东起辽东，西抵河西、四川，北达阴山，南包越南北部及中部一带，西南至云贵地区的广大疆域。

秦朝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朝服政策促进经济文化长足发展，对朝鲜、越南、泰国等周边邻国发挥文明中心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制度影响力，丝绸、铜镜、漆器等经由草原远播至西域、中亚、朝鲜半岛地区，对北方强大匈奴民族采取筑长城防御的政策，对南方越、夷采取杂居开发政策，对属外少数民族采取防范隔离政策，对朝鲜采取友好接纳政策等不同的固边经略，①北方长城对于商旅的安全保护和烽火的信息传递发挥重要功能，开辟驰道、直道、灵渠对于交通货运发挥重要作用，使秦朝至少在亚洲大陆上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文明中心。

秦统一中国后虽然统一了货币，但是秦货币流通量远远不足以满足货物交换的需要量，货币太过稀缺和昂贵，导致物物交换仍然很流行。秦朝对外贸易更遇到各方公认和接受货币稀缺的问题，国际物物交换更加普遍。

汉朝打通对西域开放通商的陆道和海路，开启对西方世界的商贸新纪元。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与霸王项羽争夺天下中取胜，建立享国长达426年的大汉王朝。虽然汉匈在边界设有“通关市”，便利双方互市，但是占据北方和河西走廊的匈奴贵族经常劫掠汉朝沿边各郡，战事频起。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南下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其他诸国，联合攻击匈奴，把匈奴驱赶至漠北，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形成了自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至葱岭到达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国家的丝绸之路，掌握了汉朝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开通了中西交通和商贸新纪元。

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了汉朝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政治军事互信与商贸交往的联系，将先秦时期以来不稳定的民间商贸线路固定下来成为官方控制下的外交和商业通道。除经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之外，汉朝时还有从巴蜀经过西南的滇国、缅甸、印度到大夏等中亚的商路。

古罗马人因此称中国为Sina或Serica(丝绸之乡)②，对东方的中国充满美好的向往和憧憬。汉朝丝织业相当发达，品种繁多，花色精美，从汉朝运往大秦市场的丝绸销售价格很高，一两几乎与一两黄金同价。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中首次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因在这条通道上丝织品是沿途贸易最具代表性的大宗商品，丝绸贸易影响突出而得名。

自汉代起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方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阿拉伯、欧洲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把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中亚波斯及阿拉伯文明、罗马及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汉代的铁器、丝绸、黄金、井渠法、造纸术、冶金技术、水利技术传到周边地区乃至罗马及欧洲的其他地区，西方的珠宝、玻璃、金银器等流入中国，印度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到达地中海地区，接触罗马帝国，巩固了陆上丝绸商道。随着东汉冶金、造船、制车、陶瓷、制盐、制糖以及丝织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兴盛，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显现雏形。公元166年罗马商人以大秦国王安顿的使臣名义，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洛阳。汉代徐闻、合浦自海上驾船到达异域，交换那里的奇珍异宝。汉朝人自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抵达印支半岛、马来半岛，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达孟加拉湾和印度洋沿岸地区，建立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海洋通道联系，扩大了商贸往来。

自古以来东西方之间所谓“丝绸之路”都不是只有一条单一、连续的、不变的线路，而是有陆上的、海上的多条不重叠的不同线路。③这些线路是沿线上不同商业中心的市场之间的交通足迹。但是有线路并非有直接交易。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罗马人不能够直接与中国人交易。当时安息不仅通过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而且在汉朝与大秦之间经营丝绸转运贸易，垄断了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方贸易。

隋唐对外开放和丝路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农业、矿业、工业、商业、货币金融等服务业得到一定发展，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未曾中断，与西域、南洋诸国开展活跃的贸易。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派船队到达今日的台湾、冲绳、日本及菲律宾岛屿，大秦商人秦伦从交趾到达建业会见孙权。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政治稳定和开明，开放自由之风迎来繁荣盛世，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海陆丝绸之路商贸活动达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世界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开放、双向交流、海陆并举、范围广及整个文明世界是促进隋唐丝绸之路达到繁荣鼎盛的显著特点。

隋朝开凿大运河和唐朝漕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水运交通发展，车船制造业和水陆交通业发达，交通驿站效率很高，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先进，海上运输极其繁盛，推动人员、货物进出运输顺畅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亚设置安西、北庭都护府，保护贸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驿馆。陆路交通向东至朝鲜半岛，向西沿陆上丝绸之路可达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

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走廊，路上丝绸之路受阻，对外贸易转而依靠海路。海路从扬州、登州出发可抵日本、朝鲜，从广州出发可以抵达波斯湾，唐时海外进出口贸易和海上商船运输达到相当繁盛程度。每年华商从广州等港口乘坐铜制货船载着中国产品出发驶向安南，也常去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及欧洲，唐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征收船税的市舶使。

唐朝采取史无前例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唐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各国遣唐使、留学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贸、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交易的商品，而且带来手工技术、建筑工艺、生产方法、医学、历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动唐朝达到鼎盛之势，成为世界性商贸、文化的中心。

唐时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师子国等派来大批留学生，唐朝成为培育外国人才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节和留学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前往天竺取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知识。陆上丝绸之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海上船帆隐隐相望，鳞次栉比。

除了东西二都之外，广州、扬州、泉州、杭州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来自波斯、阿拉伯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国商人数目庞大。据阿拉伯历史文献记载，庞勋作乱造成广州外国商人被杀数量达12万至20万之众；长安城内大型酒肆雇佣外国女服务员，长安富家还雇佣外国人。⑤

隋唐前后所有这些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使节、留学生、援军、流亡难民等来到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时期称谓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回族，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回族人数超过980万，为我国第四大民族。

宋元对外开放达到高潮，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对外贸易国家，巩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北宋与辽(公元916～1125年)之间贸易时常被战火中断，处于和时通商、战时闭市的状态，双方在边界建有互市的“榷场”，辽输入宋产丝织品、茶叶、大米、图书等以及南洋产的象牙、犀角、香药等，宋输入辽产马、羊、骆驼等。宋与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间也设置互市的“榷场”，宋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香药、生姜、肉桂等，输入骆驼、马、牛、羊、盐、蜜蜡、麝香等。南宋与金之间“榷场”交易的种类繁多，金主要输入茶叶、生姜、水果、糖、象牙、笔墨等，输出丝织品、甘草、红花、人参等，金入超规模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银。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开放、鼓励和招徕贸易政策，陆海交通四通八达，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超过了唐朝，特别是海上贸易空前兴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经成为国际化港口城市⑥，均设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自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到两宋时期，西北地区战争频发，迫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贸易活动减少。宋朝以后外贸通道由过去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为主，逐步转向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宋代造船业和航海业发展比隋唐时期又进了一步，指南针在航海中应用和航海经验积累促进了远洋运输业发展，为远洋贸易打下交通基础。北宋海上通商国家范围包括南洋各国、高丽、日本、印度、师子国、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南宋海上对外贸易超过北宋，对外通商国度超过四五十个，对欧洲贸易中瓷器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两宋对外贸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满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时期(公元1271～1368年)与亚、欧、非洲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中外经济、文化技术双向互动达到新高度，对世界经济以及科技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特别推动了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地理大发现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历代以来产品技术创新、贸易技术创新⑦和金融创新增强了元代巨大的贸易优势。元代贸易势力随着军事扩张波及欧、亚、非大陆。元代统治阶层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异宝，贸易规模异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丝绸之路同时开通，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上海、广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外贸。元代基本上允许商人入海贸易。元代通商遍及欧亚非，派使节对外招商，对外商给予优待和人身财产保护，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驿站的车马，免费享用官方给予的饮食，抽取关税较轻。

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贸易强国，远洋贸易的范围扩展到了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远方地域，商人成为远洋贸易的主体，把指南针、印刷术、造纸、火药、航海技术进一步向西方传播到达欧洲，对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发挥的推动作用最大，塑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开始的300多年里，中国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以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领导者，进一步巩固了自隋唐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明朝国力由盛而衰，对外由开放转向对民间海禁，由自由贸易转向朝贡贸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对外交通发达，对外贸易仍以海洋航运方式为主，对外贸易的范围更广。明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点与周边民族开展互市贸易，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洋贸易，采取朝贡贸易体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骚扰，新生的明朝出台禁止濒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强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与内地的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巩固新生政权。在海禁的同时，明朝对外贸易体制由前朝的自由贸易转向朝贡(或堪合)贸易体制，要求外国以“朝贡”形式由各国官方组织商人与华开展贸易，统一由市舶司收购和管理，官方垄断对外贸易渠道和利润。这种朝贡贸易带有相当大的商业成分，是当时形势下一种特殊的贸易形态。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贡这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制度，颁布海禁防止中国商民下海互市，保护官方垄断贸易的地位。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时期，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远洋活动扩大朝贡贸易的范围，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郑和下西洋把朝贡贸易推向高潮⑧，由官营垄断的朝贡贸易达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徕政策，明朝朝贡贸易体制采取严格管制下薄来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税、给予高价收购、给予丰厚赏赐和给予多种优惠的措施，激励外国商人参与朝贡贸易。

由于明朝时期指南针广泛使用，地理、天文导航技术进步，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主动开拓海外贸易，促进了与沿途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虽然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发展对外贸易，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和航海探险。郑和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其航海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比欧洲的远航早半个多世纪，增进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并带动了自唐朝以来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去南洋谋生、开发和定居的热潮，对东南亚地区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中期国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领导戚家军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并与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此时欧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外贸易相当发达，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明朝后期已经开始面临葡萄牙、荷兰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骗手段占领澳门，后长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兰人两次侵占澎湖岛，1624年占领台湾岛，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维护了祖国完整，推进了台湾的开发。由于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存在种种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时禁时放。明隆庆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开放海禁，结束了维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贡贸易体制，私商海外贸易与外国商人非贡贸易增加，但明朝开始对贸易进行抽税。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击下，国力日渐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动，外国入贡减少，朝贡贸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转贸易维系，中国与南洋以远地区贸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阻断，中国与世界贸易经济中地位渐行渐远。

无论如何，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之间贸易、文化以及人员交流的著名历史足迹，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之间交融互鉴、和谐共处的基础，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繁荣和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国进入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通道。海陆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方面，可以体现生产技术、财税状况、金融活力、消费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况。“丝绸之路”是一条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体现了中国港口、造船、航海技术、海外贸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国家关系等方面丰富的历史内容，它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艺术传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历史的足迹留给人类深刻的启示。开放与封闭关乎国运兴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非封闭不开放，海陆并存的丝绸之路曾经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创造出辉煌的经济成就和灿烂的文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失去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门由封闭到被迫打开，对外贸易逐渐失去优势，日益远离世界经济中心。自明朝晚期，欧洲沿海国家已经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城邦之间、国家之间对外贸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外贸易，特别是奴隶贩运为欧洲积累大规模的原始资本，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16、17世纪欧洲开始兴起资本主义，大肆对外殖民扩张和进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与外来侵略势力矛盾日益尖锐，迫不得已由对外开放转为闭关自守。中国因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而成为西方列强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开放程度已经远远不及宋元时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关到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实行间断性禁海闭关政策，体现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贸易，停闭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进行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与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不得与内地商人开展贸易，不得发生资金借贷关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西方贸易冲击、肃清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国孤立于西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外，阻碍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发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闭关政策也使与南洋的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遭到限制，导致国力衰败。⑨⑩

1655～1684年间清朝严格禁海闭关，1717～1727年清朝对南洋禁海，1764～1784年间三次停闭恰克图中俄贸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对外开放。清朝废弃前朝的市舶司体制，设置海关掌管征税稽查，由下设牙行具体办理，而且对外贸易的官营与垄断性质日益浓厚。清朝严格的管制保持住对外贸易中持续顺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贸易中逐渐失去过去经济、科技与文化领先的优势，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中已经居于下风，出口产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几乎没有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不强。由于中国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错过西方掀起的工业革命机会，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受到西方列强大量廉价工业品倾销的打击。到清乾隆年间之后，中国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由于清朝关税政策实行从量税，正税税率较轻，而且外国商人以种种不法手段进行走私逃避征税，因此导致外国商品大肆涌入境内，外商在华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润和贸易利益。

尽管清朝政府不同时期实行禁海闭关政策，但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外商在华不法行为屡屡挑战清政府的贸易管制政策，禁海闭关政策逐渐名存实亡。不过外国商品流入的规模和速度却遇到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坚强抵抗。虽然当时工业水平最高的英国在19世纪以前的对华贸易中赚了丰厚利润，但其工业品没有取得对华出口的绝对优势，英国对华贸易赤字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为平衡对华贸易，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公司采取把产自印度的鸦片毒品大量输入中国的卑劣手段。自173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注意到可以用鸦片贸易来平衡英国的贸易逆差，到了19世纪初英美在华商行明目张胆地进行武装鸦片走私，甚至对清朝缉私水师进行武力威胁。1840年之前清朝因鸦片走私导致大规模贸易逆差，每年外流白银将近一千万两。在1798～1839年间中国被输入43万箱鸦片，流失白银约4亿多银元，西方列强从对华鸦片走私中攫取到巨大利润。而且鸦片走私泛滥深深毒害了无数中国人民，严重伤害清朝国力。

清朝政府对鸦片非法走私的打击引来了英国的炮舰。英国为维护非法鸦片贸易利益和扩张殖民地，派遣侵华远征军发动鸦片战争。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胜利奠定了其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英国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强国，在海外已经侵占了大批殖民地，夺取了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尽管当时清朝经济总量仍然大大超过英国，中英贸易关系和贸易地位发生了逆转，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卑鄙的鸦片贸易、非法贸易金融活动和侵略战争夺取了对华贸易主导权，中国商人逐渐沦为外国商人的附庸或帮办。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在世界经济中已经被边缘化，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纷纷迫使清政府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42年8月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列强在通商口岸获得租赁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权利，中国东南沿海门户大开。1844年7月中美签署《望厦条约》，规定美国兵船可任意进入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建立教堂”，破坏了中国的领海权，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858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还分别与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签署《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增开牛庄(今营口)、登州、台湾、淡水、汉口等10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至此，中国在野蛮的、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奴役下彻底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泱泱大国沦为列强们肆意宰割和欺凌的对象，更沦为世界经济中受支配、受压迫、受剥削的角色。

清朝统治者不是采取积极防御、主动进取和扩大开放及贸易的政策，而是采取消极海防、限制贸易的政策，保守、腐化、不开放、不创新是清朝落后挨打的主因。清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为了巩固统治政权极力限制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对外贸易，极力抵制外国贸易对内地封建地主经济的摧毁，打击国内任何反抗力量，不愿看到中国土地上产生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的土壤，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更不可能主动引导或推动中国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和新经济制度的发展。所以，清朝初期凭借前朝仍然雄厚的封建经济仍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与西方经济力量的平衡对峙，后来清朝封建经济力量终究不敌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经济形态的强大生命力。

清朝试图以闭关锁国政策和官方贸易垄断统制阻挡西方殖民入侵和先进的经济力量对中国传统封建经济形态的摧毁，导致中国经济形态迟迟得不到转型，资产阶级力量迟迟没能成长和强大。所以，清朝实施不开放和闭关政策并不是要培养资产阶级力量，而是扼杀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使得中国经济不仅被西方列强经济排挤、打压，而且被殖民，国门洞开，失去整个国家对外贸、海关、外国人管理等方面的主权，变成外国商品的倾销场所，尤其成为外国商人鸦片毒品自由倾销的国度，在世界经济中沦为被剥削、压迫和殖民的地位，日益远离世界经济的中心。

中华民国扩大对外贸易与开放，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展关税自主运动，日本对华殖民和发动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及贸易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此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年)制定了开放门户、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政策方针，给予外资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内地新开口岸21处，引进了大规模外国“殖民”式直接投资和放贷。内外资不平等竞争严重损害了民族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学者们认识到失去关税自主权和贸易入超对民族经济的巨大损害。⑪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元1927～1949年)宣布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并与各国订立平等互尊主权的新条约，制定了新的进出口税则，促进了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产业力量弱小，这些举措也没有挽回自民国建立以来至1936年间连年入超的贸易地位。在19世纪中叶，中国主要出口丝和茶。民国仍以自然资源产品为大宗出口产品，但出口已经相当多样化了，新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大豆及其制品、铁矿石、煤、棉纱。中国主要进口货物是鸦片，直到19世纪90年代它才被棉布和棉纱超过。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贸易主要集中在满洲和华北，在南方最小。英国与此相反。

美国贸易在30年代中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集中于华中。美国早在19世纪晚期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了英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世界各地失去许多殖民地，美国在世界各地驻军和发动战争抢夺殖民地，在世界经济中才全面取代英国的地位，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实行国家统制，利用有限的渠道出口盟国需要的中国农矿产品，进口中国急需的军用及民用物资。日本在中国沦陷区也采取了对外贸易控制政策，对沦陷区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日本对华殖民和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程，对中国经济以及外贸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害。外国殖民入侵、贸易冲击和经济剥削、压迫，致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和落后，战争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⑫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怂恿和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企图在国民党取得内战胜利后独享在华经济特权。内战期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包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内的25项经济协定。中国参与关贸总协定的谈判，成为创始成员，减让关税和其他壁垒对中国产业冲击很大。由于当时中国在连年战争下经济极度虚弱，产业发展水平普遍落后，国际竞争力疲弱，中国国际分工和贸易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即使中美当时签订所谓“权利完全对等”的贸易协议，实质上中国对美国商品大幅削减贸易壁垒，美国通过协定达到迫使中国市场完全对美国产品开放，以及彻底冲垮中国产业，完全占领中国市场的目的。这样的贸易协议看似公平，实则是新型的不平等条约。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资产阶级上台表演的政府，多次出现巨大政治波折。⑬由于当时没有建立起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各种政治力量割据一方，都觊觎和争夺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由于这种权力诱惑力足够巨大，以致于许多野心家不能自已。然而，这种建立在集权权威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极不牢固，具有很高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易受到内外敌对势力攻击而倒台。这种政权倒台是颠覆性的，是整个国体的倒台，是把整个国体推倒重建。

在国民党一党独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体虽然运行效率高，反对派力量弱小，但是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自我有效监督几乎不可能，而且成本代价很大，贪腐和滥用权力必然激起民愤，所以，一党独大而不能倒，一旦发生崩塌，这种风险和代价不可估量。在资产阶级多党均衡制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体，虽然反对党的制约使政治效率打折扣，但各政党在一个共识国体下轮流上台，只换政府，不必换国体，国体永远是“铁打的营盘”。受到反对党制约的有限权力，大大降低了对野心家们的诱惑力，削弱他们争夺的动机。而且任何野心家想改变国体，例如袁世凯复辟帝制，都会没有合法性而最终下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正是建立了一套这样的国家政治体制，才使政治稳固强大，经济保持长期繁荣。可以说，一个长期稳定的现代化国家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最基本的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比其他方面的建设都重要和紧迫。

新中国至改革开放前继续遭受西方列强孤立，对外开放和贸易遭受封锁和打压。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母体里诞生的早产儿，脱胎于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外国殖民、外国商品冲击和外敌入侵战争摧残的旧中国。由于她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取得政权执政的国家，不被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接受，他们眼里容不得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极力封锁、围堵、孤立和打压中国。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美国作为20世纪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对华采取政治孤立和打压、经济贸易封锁与遏制、军事围堵威胁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体系，掌握了国家对外贸、海关、关税、口岸开放管理等非常重要的主权，可是西方列强仍想以贸易封锁和围困扼杀新生的经济力量。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亚非拉国家，市场集中而且空间狭窄，对前苏联的贸易占到当年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1972年中美建交之后两国仍摩擦、斗争不断，一些西方国家开始与中国先后建立外交关系，并开展一些相互贸易。总之，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对外开放和贸易经济因西方封锁和遏制而蒙受巨大的损失，国家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封锁，促进了经济恢复发展。⑭

由于国际环境恶劣，在1949～1978年间中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计划经营管理体制，国家集外贸经营、管理于一体，统负盈亏。1949年9月国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确定了独立自主、集中统一的外贸工作方针。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央贸易部颁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了对外贸易必须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1957年完成对私营进出口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国营外贸专业公司垄断经营全部外贸业务，终结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并存经营的对外贸易格局。国家逐步建立了出口统收，进口拨交，按照国家计划安排进出口的外贸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新中国初期出口80%以上是初级产品，改革开放前出口一半以上仍是初级产品，进口主要是机器设备、国内不能生产的原材料以及一些生活必要品。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以前，中国外贸环境恶劣，国际市场单一狭窄，对前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取记帐结算的易货贸易方式，对其他西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采取现汇交易方式，多数年份出现贸易平衡赤字。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落后大国，当时能够取得外贸如此规模和增速实属不易，但是如此结果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处于无比衰弱的状况，反映了当时中国外贸国际环境的极端恶劣，反映了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十分低下、竞争力十分孱弱，反映了当时中国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

近年中国逐步走近世界经济的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与改革开放政策紧密相关。总体看来，中国采取渐进开放政策是科学的，掌握了对外开放的自主权和开放的度。中国改革开放虽然没有采取休克疗法，付出了时间成本，但是这种渐进改革开放政策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走出了落后国家如何成功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和民族经济的新模式、新道路。它具有中国特质，不是传统西方经济学能够解释的。

光阴荏苒，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国运的低潮飞逝而去。由于全球消费市场的空间有限，美国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本国产业必然逐步失去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难度十分巨大，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日益走到发展的尽头。自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经显示出颓势，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步英国在20世纪初退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后尘。

在过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下，中国从世界经济的边缘逐步走近世界经济的中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2014年中国名义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36万亿美元，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3.3%，比2010年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了4.1个百分点。中国从一万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仅仅用了14年的时间，而美国GDP完成1万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的跨越用了31年。近2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是美国的3倍以上(见图1)。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拉动的贡献日益显著，最近五年全球经济每增长100元，其中至少25元来自中国的贡献。

2014年9月29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PPP)法评估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超越美国的规模。2014年名义GDP美国规模仍然超过中国7万亿美元(见表1)，中国与美国仍有相当大差距。GDP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年里国内新增产值的经济规模指标，只能作为考察国内新增产值指标的参考。它既没有反映一个国家总的财富规模，也没有反映一个国家在全球总的生产和占有的财富规模，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考察国力大小还需要看更多其他指标。

2014年中国保持货物进出口规模世界第一，货物出口世界第一，货物进口世界第二，美国仍是世界第一货物进口大国(见表1)。2013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第三，其中服务出口世界第五，服务进口世界第二。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2013年中国信息通信产品进出口规模世界第一，但美国信息技术仍在世界上首屈一指。2012年中国创意产品贸易出超规模较大，而美国创意产品贸易入超较大。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2014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美国差距很大。

2012年中国能源产量、粗钢及半成品、发电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超越美国，在原油产量、航空客运量上仍没有达到美国的规模(见表2)。2011年3月4日国家统计局报告，中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种类超过220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处于世界工业的心脏地位，是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中心之一。近代以来，中国没有哪个时期如此接近世界经济的中心。

1872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迄今已经超过140多年。从名义汇率来看，美国仍是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由于美元强势导致出口困难、全球需求萎缩以及生产成本增加使存货堆积、生产放慢、制造业慢慢收缩，制造业衰退迹象再次显现。但是，美国仍是世界金融中心、教育和创新中心。

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以现有的常态速度稳步增长，中国与美国之间名义经济规模就日益接近，超过美国经济规模只是时间问题。预计中国“十三五”期间年均GDP增长率在6.5%之上，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2600美元，完成从目前人均收入7485美元的中等收入到超过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跨越。中国经济发展权不容任何国家挑衅，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就会发挥日益巨大的引力，甚至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地缘政治动作，中国经济就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重新回归世界经济中心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⑮，与同年10月3日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⑯，合并称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它是对美国实施咄咄逼人的包围遏制战略、重返亚洲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两年多来，习主席的倡议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随着倡议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并逐步落地得到实施，不仅造福沿线众多国家发展，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而且将推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再次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一带一路”能推动亚欧非互联互通，将带来新的贸易革命。发达的海陆交通条件是古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重要前提。中国30余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奇迹表明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对经济贸易发展的重大意义。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理论和实践经验均表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带来贸易成本削减的雪崩效应，激发贸易急剧增长，引发新的贸易和产业革命。同时互联互通带来贸易效率提升，不仅削减贸易成本，而且加快贸易速度，缩减贸易时间，提高生产和消费效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把亚、欧、非各国紧密联结在一起，缩短交通运输的成本、时间，促进基础设施的对接与互联，形成一个交通便捷、覆盖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巨大经济贸易圈，中国在这个经济贸易圈处于沟通东西和南北国家的中心地位，这对于中国重回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至关重要。

为此中国做了周密规划和国际外交工作，互联互通已经呈现出大体轮廓。中国是东亚经济圈的核心，通过陆路将分三路取道到达欧洲经济圈：北线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中线是中国经中亚、西亚、波斯湾、红海到达地中海沿岸各国；南线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之后经海运抵达西欧。海上交通的互联互通主要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印度洋，延伸至欧洲、非洲各国；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非洲各国；从中国北方、东方沿海港口经太平洋达到北美洲、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各国。

在推进互联互通产业合作和对接基础上，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规划了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将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共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⑰目前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已经开始推进落实。中俄、中哈、中泰、中缅、中越、中老、中新、中印尼之间已经密切协商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其各自发展战略的对接。中俄、中哈已经规划了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还开展了海关、口岸的通关对接和监管互认交流，达成重要共识。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是包括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大联通。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之外，能源电力以及通讯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相关法律制度、金融政策、人员流动及签证政策、技术标准、科技规范等方面都要实现互联互通或对接，这对于提高沿线各国经济贸易整合或融合水平，扩大经济合作空间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已经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它们将为亚欧非互联互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一带一路”能形成广及欧亚非的松散自由贸易区，将改变全球贸易格局。除了明清时期间断性禁海之外，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贸易是自由的，各国商人自愿参与到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国际贸易之中，大体上形成一个市场空间巨大的松散的自由贸易区。当前，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根据国情可以自主制定关税以及非关税措施，自主掌握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法，这样松散的“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没有约束性协议，是一个各方开放的、非协议性的自由贸易区。尽管它的一体化整合水平较低，但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它不以协议要求水平高为目标，而是以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目标。

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均可以自身优势获得应得的贸易投资利益，在资源、劳动力、商品、服务、技术、资金以及土地等参与更大市场空间的配置中找到更大的市场价值，提高“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内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具体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之一，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之中就是参与到“一带一路”为名称的自由贸易区。它是对美国推动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回应。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追求以高标准排斥和打压战略对手——中国，突出自身优势和经济利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则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合作精神，追求自由、自愿、自我理念，这样的理念更具有包容国情差异巨大的欧亚非各国，不同于美国TTP和TTIP追求的高标准、强约束、国家主权失去自我掌控做法。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和精神更容易被广泛接受，更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

目前中国制造业由于世界消费市场萎缩开始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走出去”的地位日益替代过去能源资源业“走出去”为主的地位，成为走向世界开展直接投资和产能合作的主力军。中国在汽车、高铁、核电、新能源、电子通讯、中成药等领域已经形成一批成熟实用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动一大批配套产业走出去开展产业园区合作、产能合作，将推动中国产业逐步迈向国际产业分工的中高端，形成以国内产业为核心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和国际生产网络体系。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亲诚惠容理念，让参与共建各方均能够分享到应得的利益。中国政府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引导、协调和服务的作用，企业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经贸的主体，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深入推进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加强能源、资源产能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和就业、税收增长；共建境外产业园区或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合作。

由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地理位置优势、人口市场优势、资金优势以及制造业等产业优势，将在“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中发挥地理中心、市场中心、资金中心、产业中心以及贸易中心的辐射作用，将有助于形成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产业分工体系、贸易批发体系、资金分配体系、交通运输体系。这将逐步改变以欧美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投资格局，从而形成中国与沿线各国双向自愿开放的经贸新格局，推动中国重新回归到世界经济的中心。

“一带一路”能推动人民币全球流通，将改变美元霸主地位。通用货币的顺畅流通是开展正常跨境贸易与投资的必要条件。目前国际主要通用货币已经有美元、欧元、英镑等。这些国际货币仍没有形成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相适应的竞争格局，美元霸权仍然扰动着世界经济，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和主要国际投资国家。中国的人民币没有成为全球主要国际货币非常不利于世界贸易与投资活动。因此人民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对于促进全球贸易与投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倡议和领导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促进人民币首先在沿线各国广泛使用和流通，也必将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流通，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对多种国际货币流动性的需求，改变美元独霸国际货币的地位，形成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种国际货币可供选择的竞争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贸易投资以及互联互通，不仅可以促进贸易、资金和货币交融，而且可以促进人员往来和旅游消费，增加各国货币交流和选择，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流通扩张。没有人民币全球流通，中国就不会有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可能。目前一些国家的去美元化行动已经开始出现，采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支付和储备。人民币流通全球化将是世界人民人心所向，是中国成功重返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关键。

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以及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是全球第六大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和全球第七大外汇交易货币，在国际债券余额中排名第八位。中国将深化货币、金融和外汇改革开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自由兑换、自由跨境流通和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提高外国政府、企业与人员接触、使用、储备、投融资和交易人民币的便利化程度。2015年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正式上线运行，将为全球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为企业跨境贸易结算、跨境融资和跨境个人汇款等带来便利，打破美国主导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清算系统的垄断局面。中国已经推进证券市场与香港、伦敦、德国证券市场的互通与接轨，探索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随着人民币加大对外开放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在“一带一路”推进互联互通和经贸扩张下，不久人民币将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投资以及融资、交易结算中的地位，实现全球流通和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打破美元的霸权地位。

“一带一路”能组织化、机构化和机制化，将推动形成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秩序。殖民掠夺的国际经济秩序基本结束。但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不平等贸易秩序正在强化，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并以更加隐蔽的、更具有欺骗性的新殖民主义形式出现，导致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差距日益扩大。不平等贸易表现在国际生产分工、贸易规则、知识创新和金融垄断四个方面历史积累所形成的贸易优势差异。西方列强是国际生产分工、贸易规则、知识创新和金融垄断四个方面的主导者，他们保持在国际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垄断地位，获得更多落后国家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和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发达与落后的鸿沟。这样的经济秩序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期望永远保持的，是他们剥削落后国家人民达到发财致富的最隐蔽的“公平”秩序。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秩序，缩小世界经济两极分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看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政府极力反对的。西方强国期望永远保持这种旧的国际剥削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虽然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慢慢崛起，但饱受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所带来的欺凌、压迫和剥削。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所主张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理念，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构建新的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新思想、新理念。随着国际环境缓和和时机成熟，中国会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组织化、机构化和机制化工作，建立常设机构和组织架构，并制定运作机制和基本章程等制度。⑱这些工作将实质推进“一带一路”落到实处，产生对全球经贸环境和规则的影响，让世界各国可以在美日欧主导的TPP、TTIP规则和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规则之间进行选择。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搭建平台，将逐步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与治理体系。

2015年10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外方主要代表时指出，中国将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区域合作，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国力、国运正处于急速上升势头之中，既有走向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豪迈志气，又有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谐共处和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修为。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分享主张，一定能够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对构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解和支持，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期待，中国不久将从过去两百年来被边缘化的地位重返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在这个进程中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和霸权阻扰。只要坚守目标、坚定意志、坚持信念，一定能够克服任何风浪。

当前，美国正企图借钓鱼岛事件利用日本遏制中国快速崛起，在这点上美日有共同的利益；同时阻止中日韩形成自由贸易区。美国又企图拿中国南海岛礁事件离间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整合以及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美国战略上就是要打掉任何对其全球霸权构成挑战的潜在国家，现在美国已经瞄准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上遏制和控制中国的崛起。在国家安全上，中国要与美国互不冲突、不对抗，同时要借美国势力和霸权言行，加快强化东海、南海军事实力、军事存在，加快在重要国际航道部署军力步伐，促进海空军远洋训练和全球海域航行自由，建立一支军事战略平衡力量，做好推进“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文/夏先良 编选：免费论文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