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见刊

试析古典经济学两大难题的破解及其启示

王元璋 谢红星  2010-12-09

论文关键词: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科学性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问世以来,经过两次重大发展:第一次是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进行发展;第二次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进行发展。.回顾当年古典经济学不能解决两大难题而陷入绝境,以及马克思对这两大难题创造性的解决,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得以新生和重大发展,可以从中受到众多启迪和教益,对当前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研究,进而把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最主要的功绩,在于这个学派的理论家们在探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威廉·配第提出,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尔后,大卫·李嘉图对这一理论作了最为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然而,古典经济学的最杰出代表大卫·李嘉图及其拥护者始终没有能够解决面临的以下两大难题:第一,雇佣劳动与资本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资本家不可能获得剩余价值;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交换的结果,资本家获得了剩余价值。第二,在不同生产部门中投人等量资本,使用不等量活劳动,生产不相等的剩余价值,从而分别获得不相等的利润;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不同部门的等量投资,不论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的时间内获取大体相等的利润。这两个难题不能得到解决,使古典经济学陷人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科学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解决的上述两大难题,使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获得新生和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古典经济学解决不了第一个难题,是因为这个学派的理论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实际上具有一种本能,懂得过于深人研究剩余价值来源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致使他们谁都没有能够科学地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间题。由此,他们只能始终把工人向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归结为“劳动”。在他们看来,这种“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费用,即工人及其家属必需生活资料的货币,比如3马克,资本家借此让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又假定机器、设备磨损和原料、燃料消耗等费用为21马克,其产品售价为27马克,即比全部开支的费用多3马克。由于27马克中的21马克在工人开始劳动以前就已存在,剩下的6马克是工人的劳动加到原料上去的。这样一来,工人的12小时劳动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而工人劳动了12小时,他当作等价物得到的却是6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或者工人的劳动有两种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12等于6。两种结论都是极其荒谬的。这两种极其荒谬的结论,根源于把工人向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归结为劳动。恩格斯指出:“不管我们怎样挣扎,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实际上,资本家所购买的并不是6小时的劳动力使用权,而是一个工作日即12小时的劳动力使用权,劳动力的日价值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根据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为资本家支配一整天(12小时),即增值了6小时价值。可见,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这个价值差额即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希望劳动提供独特服务的产物。劳动力其所以能提供这种独特服务,正是因为劳动力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马克思独创性地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理论,一方面论证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同时又阐明了劳动力商品特殊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使资本家获得了剩余价值或利润,从而使导致古典经济学破产的第一个难题,即资本与劳动交换和利润的产生难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李嘉图上述的价值,其实是生产价格。这是因为,其中不仅包括工资预付及其平均利润,也包括固定资本投资及其平均利润。李嘉图不能区分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把二者相混淆,这就决定了他不懂得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自然不了解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区别,不理解价值因何和为何转化为生产价格,这就决定了他始终坚持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不能自圆其说。李嘉图本人也不满意自己的这种解释而动摇,致使他有时想改为商品的价值由两种原因来调节;一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二是生产商品所投资本可获得的利润总数。这样做也会导致他一贯坚持的价值源泉上的劳动一元论原理的终结,所以他没有这样做。这就使李嘉图陷人难以解决的困境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预付可变资本的增值额,即商品价值超过生产成本的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但在观念上把它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时.就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数量上也相等,商品按生产成本加剩余价值出售.就是按生产成本加利润出售,亦即按商品的价值出售。而剩余价值只是对预付可变资本而言的.是预付可变资本的增殖额,剩余价值与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则是剩余价值率。如果社会各部门的剩余价值率相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的各部门,便会出现利润率的差别。在资本有机构成低、资本周转速度快的部门,一定时间内所雇佣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多,其利润率高;相反,在资本有机构成高、资本周转速度慢的部门,在相同时间内同量雇佣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少,其利润率低。这是自由竞争尚未占据统治地位、资本在各部门中不能自由转移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现实。

当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能够自由转移,情况就不同了。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资本便纷纷投向原来利润率较高的部门,造成这些部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多,致使所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逐渐供过于求,价格不断下跌,从而利润率下降;相反,原来利润率较低的部门.因资本纷纷撤出,生产规模缩减,产量不断减少,致使所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逐渐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升,从而利润率上升。随着资本的转移和价格的涨落继续进行,各部门利润率便大体上趋于平均,有差别的利润率便转化为大体相同的平均利润率。在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各部门的等量投资可以获得等量利润,即平均利润。于是,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不再按价值而按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即生产价格出售。换句话说,由于利润率平均化,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

在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的情况下,社会各生产部门按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分享剩余价值:一些部门获得的剩余价值多于所生产剩余价值;另一些部门获得的剩余价值少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只是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剩余价值在各个部门之间重新分割的结果。在剩余价值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割的场合,社会商品的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出售各种商品所获平均利润总量仍然等于剩余价值总量。这样,各部门的等量投资,使用不等量劳动,生产不等量剩余价值与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的难题,也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回顾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可避免地陷人破产境地和马克思使之得以新生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对于当前我们深化认识和研究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来讲,无论在研究思路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能使我们至少能得到下列重要的启示。

首先,在研究思路方面的启示。

一是经济理论不能正确反映经济实践,常常是因为新的经济实践发生变化所致,因而不能将原本是科学的经济理论轻率地予以抛弃。经济理论应该而且必须正确反映一定经济实践,能否正确反映一定的经济实践,是判断经济理论科学与否的唯一标准。古典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商品大体上按各自的价值出售,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这一经济实践的正确反应。然而,当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各种商品不再按价值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售了。在各种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的场合,社会各部门的等量投资,使用不等量劳动,能够获得相等利润。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不能正确解释这一经济实践了。 二是面临原有的经济理论难以正确反映发展了的经济实践,决不能企图保全原有的经济理论。李嘉图面对自己一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正确说明发展了的经济实践,基本上能够正确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正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从不认为发展了的经济实践“违背”了自己坚持的经济理论,进而去抱怨和斥责经济实践,从而企图使发展了的经济实践与自己原有的经济理论永远相适应,而是有时候正确地设想按发展了的经济实践去“修正”自己始终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他担心自己的整个理论大厦倾覆时,未能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修正”,但也不斥责经济实践“违背”、“破坏”了自己的理论。但是,他最终仍然把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的’‘通例”当作“例外”,还是企图勾销原有的经济理论与发展了的经济实践的矛盾,以保全原有的劳动价值论。这样做的结果,原有的劳动价值论非但没有得到保全,相反,等于宣布了原有的劳动价值论解释不了发展了的经济实践而终结。马克思认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具有科学性,着力于保护人类文明创造的这一宝贵精神遗产,但是他没有无视发展了的客观经济实践,恰好相反,他坚定地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承认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取代按价值出售,是一种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承认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不是“例外”而是“通例”。他指出这种“通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自由竟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解决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难题,拯救了人类文明创造的这一宝贵精神遗产。

三是在发展了的经济实践面前,不能囿于原有的科学经济理论,应该适时地把原有的科学经济理论推向前进,以适应和指导发展了的经济实践。我们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是具有科学性的经济理论,仅仅因为它是自由竟争占统治地位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经济实践的正确反应和正确的理论指导,但是,一旦自由竞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的价值形变为生产价格,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和指导发展了的经济实践,这就决定了经济理论必须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李嘉图有时想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修正”自己始终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但这种理论创新的火花因为担心动摇自己的全部理论的根基而熄灭。于是,只好把发展了的经济实践当作“例外”,而不去发展原有的劳动价值论。这就使原有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发展了的经济实践的反应,自然不能成为新的经济实践的理论指导,自然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从而不可避免归于破产。而马克思在发展了的实践面前,不囿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原有的正确结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实践的发展带来的商品价值的形变而独创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得以新生并得到创造性发展,使科学劳动价值论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实践的正确反应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启示。

一是找准经济实践的重大变化造成原有劳动价值论尚不能给予科学说明的理论难题。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某一重大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或拥护者,都必须十分关注不断发展的经济实践及其对自己创立和拥护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找准自己创立和拥护的经济理论在经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时面临的困惑和难题,这是自己创立的或拥护的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永远保持其科学性和生命力的基本前提。李嘉图及其拥护者们虽然未能解决面临的两大难题,但他们却在反对者的攻击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研究,准确地找到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的难题,这是应该肯定的。马克思虽然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给予了高度赞赏,但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导致其破产的两大难题,他也是承认、找到和找准了的。他指出:“关于李嘉图学派的全部叙述表明,这个学派的解体是在这样两点上:(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如果不能准确地找到这一理论面临的难题,其结果就不可能有这一理论面临的解决.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不可能有新生,科学劳动价值论就不可能创立。

二是拓宽原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内容口李嘉图及其拥护者之所以不能解决面临的两大难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视野始终局限在原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范围,简单搬运原有劳动价值论的若干观点回答面临的难题;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解决导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破产的两大难题,使之得以新生和创造性发展,在于他在解决这两大难题时,并不是始终把研究的视野局限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既有的理论体系之内,死死抱住这一理论既有内容不放,相反,他不断地拓宽原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野,拓展原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容。

在解决价值决定与不同部门中的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的难题时,马克思不是像李嘉图及其拥护者们那样,始终拘泥于各个部门价值的创造量与实现量一致、利润的创造量与获得量相等的见解,而是确信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虽然各种商品的价值量仍然由生产各种商品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各种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各部门中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但价值量的实现因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而发生重大变化,剩余价值在各部门中实现了重新分割或转移,一些资本有机构成高、周转快的部门多实现的剩余价值,正是另一些资本有机构成低、周转慢的部门少实现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价值流通和价值分配方面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原有见解。把劳动价值论的内容拓宽到价值转形和剩余价值的重新分割,拓展到商品总和以及价值和剩余价值总和去讨论,古典经济学面临的第二大难题也就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古典经济学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即在各部门中投人等量资本,使用不等量劳动,生产不等量剩余价值与等量投资获得等量利润的难题。李嘉图确实是看到了的,例如,他假设有两个资本家,一个经营农业,一个生产织机,他们分别雇100个工人.各劳动一年.这两个资本家一年内生产的产品价值各为5500镑。第二年,经营农业的资本家的一切情况照旧,所生产的谷物价值仍然是5500镑;经营织机的资本家利用上一年生产的价值为5500镑的织机经营纺织业,所雇佣的工人仍然是100人,工资总额也是5000镑,所生产的纺织品的价值不是5500镑,而是6050镑,因为他投资的6500镑机器按年利润率10%可获5500镑也应计算在内。李嘉图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每年在商品生产上所作用的劳动量虽然恰好相等,但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却会由于各人使用的固定资本或积累劳动量不等而互不相等。”由此,他发现,采用机器及固定的耐久资本的场合,商品的价值并不等于所耗费劳动创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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