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

摘 要：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争贯穿于发展过程的始终。本文考察了自发展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主流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及其变迁的原因，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政府 市场

政府（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的话题。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梳理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整个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从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为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为第三阶段。[1]（P.67）其主流理论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复杂流变，其政策取向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笔者认为，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二者互斥到互补的变迁，并因此到发展家的经济实践。

一、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一）市场或政府：互斥的两者

早期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基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比，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刚性、时滞、短缺、剩余、低供求弹性等结构上的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利用市场来解决静态资源的配置，而是动态的可投资源的供给增长问题。在劳动力、资源和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前两者都较为丰富，唯独资本最为稀缺。他们认为，不同国家发达程度的差异说到底是化水平的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要从贫困走向富裕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资本——以机器、设备和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及其快慢速度就成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尖锐冲突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只能靠政府用计划手段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工业化。对比较优势（P.萨缪尔森称之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背离使这些部门没有竞争力，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予以保护，保护措施中最为确实可行的是进口替代。[1](P.7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极端重要性作了较为完善的论证：“政府在工业扩张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和核心的部分，因为市场力量本身不能克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深层次的结构刚性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合意性。更大的可行性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的变量数目较少，更大的合宜性则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自发机制的运行比不上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成熟的市场不足以提供一种机制，以确保私人的决策能符合的偏好和经济目标的最优结果，因此，计划就是完全必要的了。”[2](P.31)所以，古纳·缪尔达尔说：“在长时间的困惑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顾问们……推荐将中央计划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发展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优秀的顾问和技术专家提出好的政策建议，然后由优秀的政府去实施。”[3]（P.2） W.W.罗斯托在其1960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

对政府的具体作用，“发展性国家”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完整细致的描述。政府不仅为发展进程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还将其权力和影响扩展到所有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领域。除了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开展对外关系等基本的职能外，政府行为涉及的领域还包括：、和技术开发；有关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资、就业、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构成、消费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有关信贷条件、货币问题、财政、预算、公共开支等方面的政策；有关预算、公共投资、商品和劳务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和销售、国有化、私有化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有关调解、仲裁、司法、制裁、执法等方面的政策，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等。由此可见，政府包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作用。

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拉尔（Lal D.）引用某些实行控制政策的国家失败的例子对反市场机制、支持计划化、支持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国家控制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visible foot）”对“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拉尔指出，大量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同样服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刺激-反映机制”。不仅如此，穷国的经济主体由于“储备”较少，反倒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供给弹性、需求价格弹性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都较高。这样，价格的变动必然较快地引起产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要素配合比例的相应变化。[4]（PP.539-540）一句话，价格机制完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静态最优必然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转化为动态的资源最优利用和良好的发展绩效。政府解除对外贸易的管制，不仅能够对国内形成刺激，而且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所以，鲍尔(Bauer P.)明确指出，发展问题的不应当是“无价格的（priceless）”。而拉尔则指出，把“价格理顺（get the price right ）”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4]（P.117）为使价格机制良好运转，政府应该“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5]这种观点后来被人们为“华盛顿共识”，即减少政府干预，尽速实行私有化，尽速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降低政府财政赤字；价格，特别是实质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华盛顿共识根本没有提到政府的作用，认为市场会自动地解决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6](P.18)

我们看到，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向了极端，简单的肯定政府或市场，把糟糕的现实经济发展绩效归因于另一方的介入，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是彼此排斥的，而没有看到两者有效结合的可能性。

（二）市场和政府：互补的两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开始运用于发展经济学，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科斯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制度是不重要的。换言之，当存在交易费用时，制度就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人的行为并将其导入特定渠道的一套规则。具体地说，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之为立宪秩序，是一个社会赖以建立并显示其特征的基本准则和要素，它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基本经济体制等诸方面; 第二个层次则是具体的政治、市场制度安排。在V·奥斯特罗姆、D.菲尼 、H.皮希特等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的这两个层次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市场制度是内生变量，而立宪秩序是外生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根源于缺乏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而这种制度之所以未能出现，是因为深受政府影响的立宪秩序普遍存在重大缺陷。

诺斯(North D.)等人认为，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后者只不过是增长的表现。具体地说来，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是英美等国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将潜在的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要求，当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出新的潜在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知识的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拉坦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就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由此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但是现实中，政府和意识形态常常能通过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来制约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有可能使特定的经济长期锁定于（lock in ）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中。不仅如此，政府还常常强制性地推行制度变迁。所以，诺斯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者还认为，以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为基石的经济体系是最有效的，微观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活力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支撑力，充分完善的市场制度安排是保证经济效率和增长支撑力的制度安排。虽然通过市场形成的微观自主性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央集权的控制方式似乎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其运作的结果却是微观自主性的丧失，所以自上而推行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具有支撑力的。[7](P.8)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有效率的生产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像结构主义一样期待“政府万能”，像新古典主义一样期待“市场万能”都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安排，使二者都得以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市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一种“纯”的选择，而是一种适度的程度上的选择。二、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原因透视

回顾过去，我们不难发现是实践的有效需求和理论的有效供给共同促成了经济发展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

从实践需求方面来讲，20世纪40—60年代大量的发展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虽然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不自主，他们迫切的要求建立完善的体系。西方高度的工业化，使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在短期实现了工业化则使他们对政府的能力深信不疑。于是，“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普遍的信条。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国家迅速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出现农业停滞，失业率高，进口替代工业效率低下，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经济增长乏力。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不仅迅速，而且质量颇高。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本，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调控，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新古典的政策在以东亚为代表的国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就的取得使人们将市场的作用推向极端，“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的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

相似的资源禀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贫乏的“亚洲四小龙”竟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正是较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有限投入的高经济效率。同时，良好的制度也使国内居民保持了较高的积累和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各国实践者对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程的探索最终使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中国等国家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以使政府与市场更恰当的契合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改善发展的绩效。

从理论的有效供给方面来讲，诞生于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主流思潮的深刻。20世纪40—60年代末，正是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国家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指导下的黄金时期，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关键作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丁伯根和弗里希的计量模型又为国家控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刘易斯、缪尔达尔、罗森斯坦-罗丹、普雷维什、辛格、纳克斯等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出了一套国家控制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长期执行国家干预的西方国家陷于“滞胀”。对这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已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实践上又无法提出可行的对策，受到了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是政府的长期干预破坏了市场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当务之急是应该恢复自由放任的传统。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以拉尔、鲍尔、舒尔茨、哈伯勒、明特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假设出发，提出市场机制是普遍适用的“单一经济学主张”，并宣告以“政府万能”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已走向死亡。

与此同时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出发，认为新古典主义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市场制度的效率取决于保证市场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政府对产权界定的不合理（不力或过度）将使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从而造成过度使用和“寻租”，使资源配置陷于低效。所以，制度是重要的。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是交易的前提，由于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和管制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三、对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考察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或政府都存在着缺陷，像结构主义或新古典主义一样基于完美的范式来期望事实上并不完美的某一方来发展经济必然很难凑效。既然如此，像新制度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思路一样，谋求二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有机结合应该是可能的出路。正如比较制度理论所指出的，“设计出理想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制度设计的。而制度作为一个体系是具有的路径依赖性而进化来的，无视制度的互补性而随意地变更政策决非好事，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PP.80-81）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进一步指出，“通过追求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也能部分地实现国民收入于财富的扩大，但要想持续地实现国民收入与财富的扩大，就必须获得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能扩张性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充分关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与民间各种协调结为一体实现的动态资源配置效果。”[8]（P.90）因此，“市场机能扩张性争持无论什么国家什么都是必要的，但其有必要依据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8]（P.94），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世界银行在1991年的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也提出，“发展的核心，也是本报告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不是干预和放任主义的问题 ——虽然这种二分法广为流行，但并不正确。……这不是市场或国家的问题，他们各自都有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9]（P.1）“在确定的和保护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司法和规章制度体系以及提高的服务的效率和环境的保护等方面，国家构成了发展的核心。”[9]（P.4）所以，“如果市场的功能发挥正常而且可以这样做，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政府相应的进行谨慎的和明智的干预，那么收益会更高。如果两者一起运转，那么就会像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产生比总和收益更高的收益。当市场和政府协调一致地运行时，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当它们相对立时，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9]（P.1）

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再次强调，“市场与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构性基础中，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10]（P.3）的结果。该报告在探讨政府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如何最好地做好它应作的事情时指出：应使政府的责任与能力相适应[10（P.27） ，而政府的能力可以通过重振公共机构的活力得到改善[10]（P.79）。而不同国家由于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的组织效能的不同，政府的职能也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了。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在各国具体的发展环境中进行动态的、有机的结合应是今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

没有完善的人，我们便不能期待有完美的理论。可以肯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争仍将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继续。但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入，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必将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务实。：

[1]谭崇台.论学的发展[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1).

[2]郭熙保、张进铭.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J].经济评论，1999(6).

[3]詹姆斯·A.道.发展经济学的革命[M].上海: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项飞.发展经济学视野中政府视角的演变与启示[J].复旦学报(版)，2001(2).

[6]郭熙保、黄敬斌.制度与发展经济学的重构[J].财经科学，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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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柳良雄.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关系——市场机能扩张性政策的必要性[A].青木昌彦、奥野正宽、冈崎哲二.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C].北京:发展出版社，2002

[9]世界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1.

[10]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