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

【关 键 词】物价变动/平估赃物/以绢计赃/计钱论罪

宋朝的物价问题和货币问题，学者已多有研究，但对宋朝物价变动和货币变化与计赃论罪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呈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平赃标准和计赃原则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把涉及财产方面的犯罪称为犯赃。自唐律中把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及坐赃定为“六赃”之后（注：《唐律疏议》卷4《以赃入罪》。），更突出了赃罪的打击重点。而历代对以赃致罪的惩罚，皆以赃物的多少与价值的高低作为定罪量刑轻重的依据，此谓“计赃论罪”。但由于赃物种类繁多，物价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因此，如何统一平赃标准，公平合理的计赃，成为以赃论罪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唐律中曾规定：“罪人所取之赃，皆平其价直，准犯处当时上绢之价”（注：《唐律疏议》卷4《平赃》。）。即明确规定了以绢价平赃和以绢数计赃的原则。宋初制定的《建隆重详订刑统》中继承了唐律中的这项原则，所以在宋朝亦有依律计绢定罪之法。但是宋初各地绢价不等，使计赃难以划一，论罪难以持平，因此在宋朝又出现了以钱代绢，计钱定罪的原则。宋朝两种计赃标准的出现，使计赃论罪更加复杂化。 据《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国朝之制，凡犯赃者，据犯处当时物准上估绢平赃。如所犯赃去见禁处千里外及赃已费用者，皆于事发处依犯时中估物价，约估亦依上估绢平赃。兼具赃物已费、见在、其生产之类有无蕃息。凡以赃转易得物，皆具言之。内有经赦，即言在赦前后。赃钱绢匹入按估时，皆长吏、通判、本判官面勒行人估定实价。其制勘推期者，亦勘官监估”。（注：《宋会要·刑法》3之1（下称《宋会要》）。）。这段记载，基本上概括了唐律中的平赃原则和方法。 此称平赃，是指估定赃物价值，以市绢上等价折算疋数作为定罪依据。对于估赃亦有明确规定：“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其赃平犯所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绢之价”。“纵有卖买贵贱与估不同，亦依估为定”（注：《宋刑统》卷4《平赃》。）。即平估市场物价，皆每月分为三旬，每旬以物之精粗按上中下三等估定物价，经旬一调整。《唐六典》京都诸市条云：“以三贾均市”，即“精为上贾、次为中贾、ｃū＠①为下贾”（注：《唐六典》卷20《京都诸市令》。）。而平赃，皆依犯赃之旬所估物价为准。定罪则按犯赃之旬所估上等绢价折算。但平赃亦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平赃方法。 1.凡在犯赃地获赃，或获赃之所距犯赃地较近，而且原赃物现在者，要进行“对平”，即勘对原赃物以估定其价值。其具体作法是：先依照犯赃之旬所定上、中、下三等物价，估定原赃物的价额，然后再与当旬上绢之价进行折算，得出原赃物折合上绢的疋数以定罪。此谓“其赃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绢之价”。 2.“如所犯赃去见禁处千里外及赃已费用者，皆于事发处依犯时中估物价，约估亦依上估绢平赃。”（注：《宋会要·刑法》3之1（下称《宋会要》）。）即如赃发地与犯赃地相距千里之远，原赃物虽然尚在，如将原赃物解送犯赃地勘对估价，既需要人力脚价，路途亦易损坏。或是原赃物已经费用，或原赃物转易为他物，已失去了对原赃物进行对平的依据。凡属此类情况，“止合悬平”。即不再勘对原赃物，由发赃处的“长吏、通判、本判官面勒行人估定实价。”（注：《宋会要·刑法》3之1（下称《宋会要》）。）“悬平”的方法：以发赃地所犯旬中等物价为准，约估原赃物的价额，再与当旬上绢价进行折算，得出原赃物应折合上绢疋数以定罪。此谓“悬平之赃，依令准中估”。 3.凡蕃人犯赃在他国，事发在中华，因外蕃与中国殊俗，故“不可蝶彼平估”。或犯赃在边州，当处无平估之所。凡此皆取近估。即依照附近州县之估价详定作价，或由州府勘检原赃物直接定价折算。此谓“唯于近蕃州县准估，量用合宜。无估之所而犯者，于州、府详定作价”（注：以上参考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4《解析》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1页。）。 唐律中确定的平赃原则，实际上在中唐时期已随着绢价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疋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注：王溥：《唐会要》卷40《定赃估》。）唐玄宗降敕同意了李林甫的奏请。由此可见，唐中期已开始对唐律中的平赃标准进行修改。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二十八日又降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疋。自今以后，应定赃数宜约时绢估，并准实钱。”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十月大理丞周太元亦提出：“杂物依上估绢结赃”。唐宣宗大中六年(852)闰七月敕：“应犯赃人，其平赃定估等，议取所犯处及所犯月上绢之价”。是年十月，中书门下又提出：犯赃人平赃估价，“每疋九百文结计”（注：王溥：《唐会要》卷40《定赃估》。）。可见自中唐之后，平估之法在不断调整。 宋初制订的《刑统》虽然承袭了唐律中的平赃法，但由于各地绢价贵贱不同，导致平赃定罪轻重不平，所以宋太祖又以钱代绢，计钱定赃罪，使宋朝计赃论罪法中又增加了一个计赃标准。 二、绢价变动与计赃标准调整 在以绢计赃论罪中，计赃绢价标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计赃数量的多少和定罪的轻重。宋朝为了保持计赃与定罪之间的相对平衡，随着绢价的变动，对计赃绢价标准亦进行调整。 北宋初期，由于全国各地物价差殊，绢价不等，曾出现了不同地区计赃论罪不一的局面。如“江南、两浙诸州以绢计赃，绢价二疋当江北之一”（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以下简称《长编》）。）。这就使江南与江北有倍差之罚。为了统一以绢计赃定罪标准，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九月诏：“江浙诸州宜以千钱为绢一疋论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以下简称《长编》）。）。次年闰三月，又“令荆湖，岭南等处以绢计赃，如江浙之制”（注：《长编》卷21太宗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丁卯。）。这是宋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统一计赃绢价的标准，从当时的市场绢价来看，这个标准是比较合理的，对保持计赃与定罪之间的平衡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全国各地的绢价仍在不平衡的变化。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东路并州置场中买军人所给衣绢，诏“每疋官给钱千二百文”（注：《宋会要·食货》64之19。）。京东路“青、齐间绢直八百”，而“官府和预买绢给直一千”（注：《长编》卷86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申。）。此时的和买还处于官民平等交易阶段，所以官给绢价与市场绢价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至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梓州路绢直“增至三千以上”（注：《长编》卷158仁宗庆历六年五月戊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京东路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注：《长编拾补》卷7神宗熙宁三年三月乙未注。）。元丰二年(1079)定“估赃法”，十二月成都府，利州路钤辖司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当铜钱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注：《长编》卷301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戊戌。）。元丰七年(1084)，京东路每匹绢价一贯一百文。（注：《长编》卷350神宗元丰七年十一月丁已。）至宋哲宗元ｙòｕ＠②中，成都市场“绢价每疋一贯七八百文”（注：刘挚：《忠肃集》卷5《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这与宋初确定的“以千钱为绢一疋论罪”的标准已相去甚远。因此，宋哲宗元符中，“令定罪以绢者，每绢一匹准钱一贯三百。”（注：《宋会要·刑法》3之3。）这是宋初以来，随着绢价的上升第一次调整定赃绢价标准。宋徽宗时，钱法的混乱，严重冲击了物价，使绢价进一步上升，多数地区的绢价升至两贯以上。故在大观元年(1107)又改定计赃律，宋徽宗在诏中讲：“以绢论罪，绢价有贵贱，故论罪有重轻。今四方绢价增贵至两贯以上，而计绢之数独循旧例，以一贯三百足为率计价既少，抵罪太重，可以一贯五百足定罪。”（注：《宋会要·刑法》3之4。）即随着绢价的激剧上升对计赃绢价标准进行了第二次调整。虽然这两次对计赃绢价标准的调整都没有达到当时市场实际绢价的高度，但对公平计赃，合理定罪还是有益的。宣和七年(1125)，两浙路产绢县分每疋绢又达到了“二千三四百足钱”（注：杨时：《龟山集》卷4《论时事》。）。可见市场绢价仍在继续上升。 南宋初，宋朝历史进入师旅大兴、战乱四起的特殊时期。在百物腾ｙǒｎｇ＠③，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赃虽无几，钱价已多，稍有犯赃，便实重法。对此臣僚多有论奏。在众臣僚的奏请下，宋高宗于是年降诏：“自今计绢定罪，并以二贯为准。”（注：《宋会要·刑法》3之5。）此系宋朝第三次调整计赃绢价的标准。由于物价的继续上升，至绍兴二年(1132)，江南西路的绢价达到了五千（注：《宋会要·食货》9之22。）。因此，绍兴三年(1133)九月宋高宗又降诏：“目今绢价不下四五贯，岂可尚守旧制耶。可每疋更增一贯，通作三贯足。”（注：《宋会要·刑法》3之6。）这是宋朝第四次调整纽绢之法。从北宋末以后对计赃绢价标准调整的幅度来看，基本上是以五分为率递增的，但仍然赶不上市场绢价腾飞的速度。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又请改计赃绢价，他说：“以时价已至六七千，（计赃绢价）合量增一贯。和买取民财随时增价，定民罪则减之”（注：黄震：《黄氏日抄》卷67《范石湖文》。）。于是宋孝宗又于是年降诏：“以绢计赃者，更增一贯。以四千为一匹。”（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这是宋朝第五次调整计赃绢价标准。自此之后，东南绢价有所下降，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临安府钱塘、仁和两县绢“本色所直不过四五千”（注：《宋会要·食货》70之69。）。淳熙七年(1180)江东南康军“绢价每匹不过三贯文足”（注：《朱子大全》卷20《乞听从民便ｊìｎｇ＠④纳钱绢札子》。）。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江东建康府“绢每一匹只直钱二贯二百文足”（注：《宋会要·食货》70之87。）。由此看来，南宋中期的绢价大约在三贯至四贯之间浮动。所以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论者称，自乾道六年复诏绢值“以四千为一疋，迄今遂为定制”（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建炎至嘉泰申严赃吏之禁》，《两朝纲目备要》卷7《宁宗》。）。可见，这一计赃绢价标准，基本上是与南宋中后期的市场绢价波动情况相呼应的。 绢匹时价与计赃绢价比较表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