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据以上研究，这些暂时性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将转化为储蓄，提振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 由于储蓄率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初步认为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收入分配的格局可能会对城镇居民储蓄产生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影响，本文根据人均实际收入的高低将城镇家庭分为低收入(P11)、中低收入(P12)、中等收入(P13)、中高收入(P14)和高收入(P15)等五组，并分别设置为虚拟变量(是=1；否=0)，然后使用以上虚拟变量替代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并重新对方程5进行了估计(表3)。 在表3中：以中等收人家庭(P13)为参照组，模型5中的中低收入、中高收入组家庭的储蓄率与其没有显著差异，但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家庭的储蓄率分别显著地低于或高于中等收入家庭；在模型6～8中，SRl、SR2随着收入分组的上升呈现出依次增加的趋势，并且均是统计显著的。以上结果进一步说明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相对较高，也是城镇居民储蓄的主要拥有者，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导致城镇居民总体储蓄率上升。 (二)户主年龄与城镇居民储蓄率 在表2的模型1～4中，户主年龄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分别显著小于0和大于0。因此我们初步认为，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具有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即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储蓄率先下降、后上升。这一特点和建立在西方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倒u型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但和万广华等人(2003)对中国农村居民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为了进一步考察城镇居民储蓄的生命周期特征，我们将户主年龄分成十组并分别设置为虚拟变量(是=l；否=0)，然后用分组年龄变量替代方程5中的headage和headage2，并重新进行了计量检验(表4)。 表4显示：储蓄率在四个模型中均表现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且户主年龄在45～49岁的时候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低点。南于储蓄等于收入与消费之差，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一般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由于年老所导致的劳动能力下降以及退休年龄的到来)的生命周期特征。 对于SR1而言，南于仅考虑了基本生活费支出，因此在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中，尽管收入水平可能并不高，但子女一般处于幼年甚至还没有子女，家庭的生活费支出也较少，从而SIR1较高。但随着子女的成长，生活费支出也逐渐增加，其增幅往往超过家庭收入的增幅，从而导致SR1开始下降，随着子女的成长并逐步离开家庭，家庭生活费支出的降幅将超过收入的降幅，因此SR1又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上的家庭SR1甚至显著高于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 而在考虑了教育和医疗支出以后，SR2表现出更加明显的u型生命周期特征，对应的u型曲线的底部比SR1更宽、更深，这主要是因为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大量支出所导致的。并且由于医疗支出的存在，70岁以上老年家庭的SR2与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三)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与城镇居民储蓄率 在表2中，家庭O～5岁人口的比例(rchildl)与SR1、SR2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学龄前儿童的基本生活费、教育支出都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家庭的储蓄水平较高。尽管6～11岁、12～14岁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支出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由于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rchild2对SR1和SR2没有产生显著影响，rchild3对SR1没有显著影响，但与SR2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模型4)，这说明初巾阶段的教育支出已经逐渐开始影响城镇家庭的储蓄行为了。 随着子女年龄的进一步增加，基本生活费和教育支出也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并且由于高中阶段(包括中专、技校等)不属于义务教育，rchild4与SR2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对SR2的影响程度明显超过对SR1的影响，其中城镇家庭在15～17岁人口教育方面的支出显然是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 家庭中18～21岁人口的影响较为复杂：南于已经结束义务教育甚至完成相关的职业教育，因此部分18～21岁人口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将会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降低抚养比，进而提高家庭的储蓄率；但由于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展，也有很大比例的18～21岁人口选择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这又将给家庭带来沉重的教育支出负担，从而对储蓄率尤其是SR2产生负面影响。表2的结果与我们以上的分析基本一致：rchild5与SR1之间甚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模型3)。但在考虑了教育支出以后，rchild5与SR2之间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普通的城镇三口之家为例，如果有一个18～21岁的子女(即rchild5等于三分之一)，将导致家庭的SR2下降O.1或0.075，降幅相当于平均储蓄率的30-40％。 此外，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rold)与SR1、SR2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直观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并且面临着较高的医疗费用支出，因此赡养老人的负担越重，家庭的储蓄率也相应越低。 (四)财富水平、户主特征与城镇居民储蓄率 根据LC—PIH模型，财富水平与储蓄率之间一般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选择人均自有住房的建筑面积作为财富水平的代理变量，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却与以上结论并不一致。在表2中：随着人均自有住房的建筑面积的增加，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认为需要结合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对住房状况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例如，对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城镇家庭，不同的产权获取的不同方式(市场购买或继承等)可能会对储蓄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是同样的产权获取方式，对于不同年龄家庭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可能也是完全不同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可以作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表2的结果来看，户主的性别、政治面貌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户主为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其储蓄率也相对较高；而户主为中共党员的家庭储蓄率则相对较低。 五、主要结论 本文使用CGSS2006的微观调查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以及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将会导致城镇居民总体储蓄率的上升。因此，降低城镇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措施都是提高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其次，本文基于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与建立在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现实基础上所得到的倒u型曲线不同，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显示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其中户主年龄在45～49岁之间的中年家庭的储蓄率处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最低点，而在考虑了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著。 第三，与户主年龄对储蓄率的影响相对应，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对于储蓄率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产生以上影响的内在机理在于不同年龄人口所对应的教育、医疗支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目前的教育和医疗体制下，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 第四，城镇居民的住房财富水平与其储蓄率之间基本没有显著关系。但户主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性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