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之辩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经济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对于中国国情有较多的理解，不少人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产生了对中国历史学习研究的偏好，他们在学习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往往与所经历的实践相比较，可以部分弥补经济史方面的缺课。此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大量的经济学后备人才没有受过经济史学的熏陶，缺乏对中国经济史的基本知识，这种对于历史的虚无主义状态可能使他们所学的经济理论成为空洞的教条。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重视经济史与正确对待经济生活中的偶然性(或特殊性)和必然性(或一般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黑格尔曾经说过：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与人类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哲学的职责不是遗忘它们，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而是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省，从中记取经验和教训，以便人类能够以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唯心主义认为历史现象是偶然性的集合，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事物都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的性质。一般性是对偶然性中必然性的归纳和总结。这与我们研究的范围和对历史现象的比较相联系。②对偶然性的遗忘、对意外和风险的漠视，是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上加以总结的重大经验教训之一。一般说来，偶然性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强调偶然性的潜在意义是肯定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模型难以体现的历史与现实。

相对于其他社会现象或社会变化而言，经济史中的事件以一般性为最多。这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中最广泛，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经济上的变动，是比较缓慢的，而且经常重复。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能够比其他历史部门更好地运用理论工具，运用统计方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能够运用一些理论假设来分析历史材料，主观地理论假设能够相对容易地得到检验。这也使得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三、盲目搬用国外经济理论会产生误导作用

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都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要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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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见陈振汉著《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改革过程中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一度泛起。譬如：对历史不做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采取全盘抹煞或否定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股份制、租赁制、证券市场的理论论著中，宣称它们是中国8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是“第一个”，而不知道它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并有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与经验教训。又如国企改革。过去人们把国企问题归咎于“斯大林模式”，可是现在“斯大林模式”早已寿终正寝，西方“先进”的公司制早已落户中国，为什么经历了20多年的国企改革今天依然困难重重、步履蹒跚?这就不能不问一问中国的历史。①此外，视而不见中国曾经存在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是非功过，不进行客观、公正、全面地分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理论上，否认半个世纪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层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有益探索和贡献，把改革的成就简单归功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邓小平明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不应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应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反对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认为其中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等等。

实际上，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对中国计划经济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民党执政时期经济体制的认识和了解。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