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控政策的效用浅析

我国经济增长中出口带动的比重常年保持较高，一方面是我国现阶段贸易活动中的比较优势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客观上出口纺织品、以及装配加工的电子产品等对于本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并且出口产品大多属于必需品范畴因此受外部经济环境冲击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从政策角度来看，在出口相关政策鼓励以及进口相关的约束条件下，我国出口企业积极性较高，出口创汇以及为经济增长贡献较为明显。当然关于净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间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于此我们仅从不同角度给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 2、投资对利率的弹性为正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利率呈正相关关系。产生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如下：a、利率的非市场化因素。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工具，其运用和形成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名义利率会大幅偏离实际利率，进一步使得投资与名义利率间的关系被扭曲；b、国有银行主导型体制导致贷款获得途径的非均衡性。由于国有企业在资金市场具有垄断优势，且投资占比较高，同时其自身特性可概括为资金需求量大，议价能力极强，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这对于利率提升带来的投资抑制效果带来了很大程度地减弱；c、资产替代限制的效应。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居民储蓄的刚性表现，导致资金的逐利性被动弱化，使得名义利率调整幅度缩小，同时资金流向受到影响，名义利率对于投资的指导作用大大减弱。 (二)关于政策效用分析中体现出的特殊经济现象 1、IS曲线正常状态下 财政政策调控悖论的产生。如图3-1所示，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扩张必将伴随本币资产的投放，外部失衡的进一步扩大。 货币政策的调控依赖性。如图3-4所示，在此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收紧趋势的终止依赖于财政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目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模糊化。 产生上述两种现象的原因均来自与汇率固定的影响，因此合理放宽汇率调整幅度，放松对资本流动项下的管制，对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2、IS曲线非正常状态下 在放宽前提假设条件下，财政政策出现棘轮效应。财政政策的调整会由于汇率变动带来的BP曲线移动而使效果更加显著，具体体现为扩张和收紧时，均存在一条外部机制限制政策自身的惯性调节。这一效应得益于汇率的一定浮动。 (三)对两个命题的思考 命题1中我们考虑了外国利率对于本国经济的影响。命题2中我们考虑了财政刺激计划或赤字的融资方式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在相关的严格条件约束下，两个命题均对中国自身经济运行存在一定的意义。 首先，在美国经历多次量化宽松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扩大货币供给时，国外的利率水平处于较低的状态，在满足命题的一定条件时，若我国利率水平长期保持恒定，根据命题1结论，外生经济冲击会带来我国的产出的下降。其次，目前由于政府投资拉动的主导效应等使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增长态势，而我国在财政赤字逐年增加的经济发展时期合理弥补财政赤字缺口以及合理为财政刺激计划融资对经济增长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命题2结论，利用发行国债的方式为财政刺激计划财政赤字进行融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综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产生经济运行异常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集中与利率的非市场化、汇率水平的固定及资本项目的严格限制，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为有效解决政策调控中问题，具体政策建议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指标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完善利率形成机制，逐步减弱利率作为政策变量的性质，有效连接金融市场内部不同利率形成机制和传递机制，进一步发展并完善资本市场，使居民投资的资产形式多样化，同时配合利率形成机制的完善，进一步提升资金流动的趋利性，使得资金拥有个体对于政策调整做出有效合理的反应，使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显著改善；逐步放宽汇率的调整幅度，缓慢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使得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健全同时避免外部因素对本国经济体的冲击。 2、针对国企资金获取途径设立监督渠道 并对其资金的非正规漏损及效率缺失设置指标进行监控，减弱其资金议价能力进而提升其对调控政策反映的敏感性，逐步改善资金市场上的垄断现象。 3、加大对经济增长结构转型的投入 宏观层面，从增长依赖途径转变入手，为继续保证经济增长将动力逐步转向国民内需的开发，同时在短期中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微观层面从企业技术进步、产品创新角度提供辅助，鼓励企业等市场微观主体技术革新，并且进一步提升本国人力资本的质量，保障经济增长途中所需的知识与技术积累。 本文构造的MF模型是对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特殊背景下修正的一种尝试。经济理论和分析应充分结合中国经济的运行背景，对于西方经典理论的运用和考察应本着谨慎的态度加以学习和研究，只有有效合理地将其融入我国的经济运行框架，理论与模型才能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上述分析与命题中中国转轨经济中存在的经济异象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均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新的时期也对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缔造了东方乃至世界的神话，其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并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经济体量层面的头号大国。但是反观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质量与为保证经济增长动力而付出的成本代价，我们不得不冷静的思考许多异常现象背后的问题所在。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等地区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平稳走向发达国家行列；如何避免激化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冲突，有效调整经济结构；如何摆脱身处世界工厂中资源净输出者的尴尬地位，从创新与技术发展角度分享世界市场的红利；如何合理解决长期中自身的“双顺差”现象问题及其间接影响，兼顾内外均衡的实现；如何避免在高速经济增长后期产生滞涨的可能，同时在后危机时代继续保证全球经济引擎的功用等等，这些始终困扰并将长期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是转轨经济中永恒的音符，只有合理应对这些从历史长河中走来并在现实中不断相遇的问题，中国经济才能谱写出永恒而辉煌的乐章！